文学与生命的双重证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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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与生命的双重证词

　　《我在场》　　作者：阎纲　　出版社：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　　出版时间：2025年3月

　　■雷焕

　　当鲐背之年的阎纲先生以《我在场》为精神坐标，将七十余载文学生涯凝结成沉甸甸的文字时，这部作品早已超越了普通散文集的范畴。这是一位世纪老人以血肉之躯丈量时代沟壑的实录，更是一代知识分子的精神自白。在泛黄的历史褶皱与鲜活的当下叙事之间，阎纲以“在场者”的清醒姿态，为当代文学史浇筑了一座兼具温度与重量的纪念碑。

　　翻开《我在场》，扑面而来的是文字的呼吸感。书中收录的篇章看似散落如星，实则暗含经纬：既有对柳青、路遥等文学巨匠创作现场的追忆，亦有对《白鹿原》《平凡的世界》等经典文本的切片式剖析；既有通过文献考据与亲历者口述重构历史现场，让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历史细节重现，也有对当下文化现象的冷峻观察。阎纲像一位手持时光棱镜的勘探者，将个人记忆与集体经验交织，让文学史中那些被教科书简化的瞬间重新鲜活。当他在《三十八朵荷花》中写女儿离世时，笔尖流淌的不仅是父亲的哀恸，更是一个作家对生命尊严的终极叩问——这种将私人痛感升华为公共思考的能力，正是其文字穿透时空的密钥。

　　阎纲的“在场”绝非简单的见证，而是以肉身介入历史的姿态。在《人民文学》编辑部亲历“伤痕文学”破土而出的时刻，他既是编辑又是评论家，既为作品问世开疆拓土，又以犀利文字为其正名。这种双重身份赋予其写作独特的张力：既有亲历者的体温，又保持审视者的锐利。书中对“改革文学”思潮的梳理，既能看到社会政策在作家笔下的嬗变轨迹，也能触摸到普通工人面对时代转型的惶惑与期待。这种将文学现象置于社会肌理中的解剖，使文本成为折射时代精神的三棱镜。

　　相较于学院派的理论架构，阎纲的在场书写更具生命的粗粝感。他写吴冠中在牛棚里偷画速写时，“手指冻得通红，却比炉火更灼热”；记录韦君宜病榻上修改《露莎的路》时，“颤抖的笔迹里藏着未烬的火种”。这些细节如同文学史的毛细血管，让宏大的历史叙事有了可触可感的血肉。尤为珍贵的是，面对文坛浮沉，他始终保持着“说真话”的勇气。在商业写作泛滥的当下，他直言“带体温的文字才是对抗虚无的良药”，这种坚守让《我在场》成为喧嚣时代里一剂清醒剂。

　　书中对乡土中国的凝视，恰是阎纲精神原乡的投射。当他在礼泉县的黄土地上讲述“中国的故事”时，笔下的关中平原既是地理坐标，更是文化隐喻。《我还活着》中那些关于饥荒年代的故事，在《我在场》里发酵成更深层的思考：现代化进程中，乡村该如何守护自己的精神根系？这种追问不是怀旧式的挽歌，而是站在历史裂变处的忧思。正如他在书中写道：“每个作家的故乡都在沦陷，但文字能让它重生。”这种将个体经验转化为文化自觉的书写，使作品获得了超越地域的价值。

　　在碎片化阅读蚕食思考深度的今天，《我在场》的存在本身即一种宣言。当九旬老人仍以“鲐背之年的冲锋”姿态写作时，他不仅在对抗时间的消解，更在重塑文学与生命的关系。书中那些“熔铸个人记忆于时代叙事”的文字，既是对过往的致敬，亦是对未来的邀约——当我们跟随他的笔触重返《创业史》的创作现场，凝视《人生》的手稿修改痕迹时，触摸到的不仅是文学史的筋骨，更是一个民族精神生长的年轮。

　　这部作品最动人的力量，或许在于它证明了真诚的写作永不衰老。阎纲用“眼见为实，实话实说”八个字构筑的文学观，在流量至上的时代宛如孤帆远影。但正是这种固执的在场，让文字获得了穿越时空的重量。当最后一页合上，留在读者心中的不仅是文学史的吉光片羽，更是一个知识分子在沧海横流中始终挺立的背影——这或许就是《我在场》给予当代文坛最珍贵的启示：真正的写作，从来都是生命与时代的双重在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