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读】周勇｜古典文学史研究的“奇书”——读邓新民《乌台诗案引论》

2025-02-14 09:48:22 来源：重庆日报 责任编辑：

新春伊始，读到一本“奇书”——邓新民先生的《乌台诗案引论》（重庆出版社2024年出版）。

【品读】周勇｜古典文学史研究的“奇书”——读邓新民《乌台诗案引论》

这是一部以互联网思维和技术，研究中国古典文学史的大书，这在中国文学史苏轼研究上恐怕是独一无二的。

邓新民，与共和国同龄，研究馆员，在网络传播和数字图书馆领域里多有建树。20多年前，我曾与他合作研究互联网（当时称“因特网”）条件下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撰写了《建设因特网上的马克思主义阵地》一文，1999年获得全国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至今仍是重庆直辖以来全市获得此奖的唯一作品。

就是这么一位研究现代信息技术运用，热心马克思主义网络传播的专家，几年之间却变身中国古典文学史的研究者，写出了这部洋洋洒洒42万字言的《乌台诗案引论》。

众所周知，“乌台诗案”源于元丰二年（1079年）苏轼移职湖州到任后给皇帝上了一则谢恩表，后被监察御史何正臣指认其用语暗藏讥刺朝政，御史李定也指控苏轼四大可废之罪，进而先由监察御史告发，后在御史台狱受审的冤案。由于御史台内遍植柏树，又称“柏台”。而柏树上常有乌鸦栖息筑巢，乃称“乌台”，所以此案史称“乌台诗案”。这是研究苏轼和中国古典文学史的一大课题，古往今来论著汗牛充栋。

一般而论，在这个领域里要想取得出类拔萃的成就，需付出经年累月，甚至皓首穷经的努力。然而，邓先生这么一个古典文学史的外行，却在几年间弄斧班门，成就卓然。

这，全拜新科技所赐！

通观全书，这是一部交叉学科的著作：既是运用互联网思维研究古典文学史上乌台诗案的新作，又是在古典文学史研究中运用现代信息技术进行研究而形成的新作（充分运用网络搜索功能，巨量地占有资料），充分显示了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发展程度——已经可以运用它进行较为深入的研究了，“数字史学”似乎已见端倪。

该书之“奇”一，在于运用信息技术，几乎穷尽了乌台诗案的古代文献和现代研究成果。

该书是从10个方面组织的关于乌台诗案论述的引文集合。这10个方面是：《乌台诗案》的版本、案件过程、涉案诗文、办案者、救援活动、五载黄州住、乌台诗案的起因、乌台诗案的传媒因素、乌台诗案与自媒体、乌台诗案与东坡精神。全景式地展示了以苏轼为主角的乌台诗案这一在中国古代历史上，特别是在中国古典文学史上有着重要影响的历史公案全貌。这样的成就是传统的靠人力寻章摘句研究方式所力不能逮的。

该书之“奇”二，提出了“古代自媒体”的创新观点。

自媒体是学者们分析博客发展时引入的一个概念，意思是进入门槛低，可以自由选择。作者对自媒体的定义是“自媒体的核心是基于普通市民对于信息的自主提供与分享”。一般认为自媒体是互联网条件之下才有的东西。而作者在研究乌台诗案时发现，涉案的诗文大部分不在弹劾者提供的印刷文本中，主要来源于传抄件。作者发现除了“正规”的传播渠道之外，民间还有进入门槛低、可以自由选择的其他传播渠道，比如口头传播、传抄和题壁，其本质与现代的自媒体是一致的。作者据此提出了“古代自媒体”这一概念，并引述了大量涉及苏轼应用古代自媒体的资料，创新性地搭建了一个研究古代自媒体的框架。

作者反复阅读了《苏轼全集》，发现其中的书、题、尺牍等占了诗词之外文章的三分之一强，有不少只有两三句话甚至一句话的“短文”。这些符合自媒体传播特点和规律的作品，如果从文学传播手段的角度研究，往往因为“算不上文学作品”而不加注意。但如果从古代自媒体的视角看，这也是体现心态思绪的载体，有时还记录了宝贵的灵光一现。作者进而指出，从国家治理的视角，对于古代自媒体的管理，至迟在周代就有利用自媒体了解民情，引导舆论的“采诗”制度，此后在先秦时期就开始有管理自媒体的法律条文。作者认为，对于浩如烟海的历史文献，如果注意古代自媒体这个视角，可能会产生许多新的研究成果。

该书之“奇”三，以“引论”的方式研究古典文学史。

这种命名为“引论”的写作方式，类似于文摘和综述而又与之不同，是按一定观点组织起来的某专题众多论述的引文集合。作者少年时读过华罗庚教授的《高等数学引论》，这是一部引导学生登堂入室进入数学知识领域的一部既有讲义性质又有专著特点的著作，故留下了终生的印象。在作者看来，在广泛占有史料的基础上，写成一部研究乌台诗案的学术专著并不难。但作者发现，所见史料中一些呈现矛盾状态的学术讨论，源于对相关领域的文献、史料的掌握远远不够，便想到用“引论”的方法——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一个较快掌握相关领域，特别是前沿状况的快车道。这种写法有三个特点：

一是全景，让读者比较容易地看到全貌，提供一条看到全貌的快车道。例如为弄清楚乌台诗案中苏轼在牢狱中度过的天数，作者搜集了能够找到的全部文献，发现正确的数字是“130天”，而既往论文中，错误地使用“103天”的论文居然比用正确的数字多。为了全面了解苏轼，作者还制作了苏轼全集的纯文本文件，编制程序统计出了苏轼全部诗文中运用的不同汉字个数为6200余字。结论是，这个用字数量超过一般中文写作的大家，如前辈杜甫使用汉字约为4500个。作者编制了较为完整的中华成语电子表格，统计出以苏轼诗文为源头创生的成语数量在400个以上，这个数量在中文写作大家中也是非常靠前的。

二是聚焦，通过适当编辑方式显露社会记忆中容易忽略部分。有些问题在研究过程中可能出现一边倒的意见，将一些可能有价值的不同意见淹没掉，使后来者可能不知道这些不同意见。例如，“文同赠诗”问题。苏轼离开汴京前往杭州任职时，文同以诗相劝，故一般认为有“北客若来休问事，西湖虽好莫吟诗”之语。此事写入了当时的文人笔记，后世论诗者“几乎无人不知，也无人不信”。作者搜集了相关的全部文献，逐一摘录编制电子表格，发现在找到的近200篇论文中仅有少数几篇有不同意见，这些不同意见虽然言之成理，但有被淹没之势。该书在引述中适当加以强调，让读者能够加以关注。在既往的研究中，大多数学者认为苏轼在黄州时“经济拮据，处境艰难”，但也有少数研究者认为其“经济上也看不出十分拮据”，“在其诗文中有着大量反映”。经过信息统计方法后，认为苏轼“夸张地称穷”，“无非是为了取得最高统治者的悯怜和朝野舆论的同情而已”，提出了这一容易沉没的观点。书中亦适当予以“聚焦”，让后来者能够比较容易知道其存在。

三是交合，通过文献内在关系揭示创新可能。20世纪80年代初，国内出现了一个关于创新的理论——“信息交合论”。认为研究的创新，很重要的一个途径是发现信息之间新的联系。现在经常提到的“共词”实际上就是将信息放在一起，发现其内在的联系，进而发现新的关系，提出一些表现这种新关系的理论和概念。而适当的文献编辑整理方式可以为读者提供这方面的便利。

作者写作此书的一个重要动因是近年来有文章介绍苏轼所用“圣散子方”，文中给出了详细配伍，还称其为“兼具治病与防疫两大功用的‘广谱’神药”，却忽略了如果用错了可能“病者服之，十无一生”。为此，作者运用互联网技术查询了发表过的有关“圣散子”的全部论文，认为，如果这些文章的作者，能够全面了解，说明一下哪种情况可用，哪些情况不能滥用，就能有效避免误认其为万应良药而造成的不良后果。这说明，互联网条件、大数据环境相适应的思维方式，对于研究学问，包括古代医学，都十分重要。

总之，这是一个学者运用新媒体、新理念、新技术研究历史，尤其是古典文学史的一个成功尝试，开辟了苏轼研究的一片新天地。我想，这对于今天的研究者、爱好者、写作者，都是大有裨益的。即使是在DeepSeek等人工智能模型横空出世的今天，这样的研究成果也是可以傲然屹立于时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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