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墟》的难度、深度和维度

作者：陈福明

　　熊育群的长篇小说《金墟》是一个特殊的新的文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分析它，单就小说层面来说，它设置了双线结构，一个是人物，主角有两个，司徒文倡和司徒誉，前者是后者的曾祖父，他们一个是民国时期从广州回家乡建城，一个面对一座古镇，如何使之重新振兴，这便是当下乡村振兴的国家行为。作为镇长，在商业资本注入时，司徒誉投入了对古镇的征收与开发，这是一条明线。

　　另一个跟它并重的线是司徒氏和关氏两大家族的叙事，这两个家族一百多年前就有人去了北美，他们远渡重洋心系桑梓，很多人又回来了。正是这些具有海外经历的人给近现代中国注入了非本土的元素。吊诡的是，恰恰在这里，中国人的宗法与血缘的力量得到了充分表现。这构成了中国现代文明与西方文明的双向互补，折射出了中国近现代化的历程，写出了华侨的缘起和历史。

　　小说里这两个元素互相关联、密不可分。我相信熊育群写司徒氏、关氏、徐氏有相当大的历史真实性，小说创作于此无疑面临着很大的叙述难度。事实上，他被大量的历史材料迷住了，那个宗族的、宗法的，无论是冲突还是合作，以及在民国史上，民国早期的行政建制如何借助这些家族的力量，同时又怎样被家族力量裹挟……这种特别丰富的元素，一定迷住了熊育群。为什么说他面临叙事难度?以司徒誉的古镇征收开发这条线索来看，其中涉及当下的形势、经济状况、文化环境、现实的利益纠葛……怎样把它们结合起来，在多大程度上对后一个线索进行虚构性处理?这种写作很有难度，非常考验人。

　　但我们看到，熊育群在面对小说叙述层面的困难时，解决得相当好。我们会被那种厚重的家族、历史的诸多元素迷住。我们不会特别纠缠在北美司徒氏和关氏的矛盾，他们有着不同的商业取向，在中华民国早期，受到孙中山以及早期欧美劳工运动潮的影响。在中国和美国的劳工潮中，司徒文倡、司徒文冲兄弟俩作为代表，他们站在劳工立场的行为，使得小说带有宽广的国际视野。显然，这种思潮证明中国近现代史不是孤立的，而是来源于整个世界，在史实的某些层面和虚构经验的结合上，作者利用这两个家族，使得小说处理得非常理想，颇为精彩。

　　在史实和材料部分，熊育群下的功夫很深。我在阅读的时候经常被牵引、被感染。过去的侨乡，中国近代海外移民，在中国近现代史的讲述当中，特别是现代史的讲述当中，因为陈嘉庚的影响力，我们主要讲的是以陈嘉庚为代表的侨乡福建。但现在，我们看到了《金墟》中的开平、台山等五邑地区，以及广东沿海更为广大的侨乡，那些无名的、没有被记录的历史。读《金墟》让人震撼。我们不必纠结内容上非虚构与虚构的“比例”问题，首先它是非常好的小说。我还想强调，在史实与材料、在被遮蔽的无名历史层面，这些被揭示出来的史实，显示了熊育群的特殊贡献。广东作为一个华侨大省，这里的人们的故事将通过小说引发广泛关注。

　　除这两个并重的线索之外，我们看到作为小说家和思考者的熊育群，在写作中注入了自己关于中国历史、中国现实的诸多反思、忧虑，这种反思非常多。譬如司徒文倡回家乡建城，遭遇的是两大家族宗族利益的争斗，红衣大炮都用上了。面对的问题用今天的概念来说，就是土地不能确权。熊育群在这里写到了中国的近现代革命，最终面对和最终要解决的都是土地问题。小说中司徒氏和关氏在修堤中的明争暗斗，在家族图书馆建设中为家族荣誉争高下，还有各种产权的争夺，反映的是清帝国崩溃，民国的行政管理不能到位，民国作为一个初创的现代国家有其名而无其实，它在行政制度上大面积、大幅度地向宗法制度妥协——土地不能确权，相关利益必须要靠宗法力量去支配。熊育群在这方面是有思考的。

　　到了本世纪初，司徒誉开发古镇，尽管是强大的资本注入，达到百亿元，但深入进去后，发现宗法与家族的毛细血管依然还在，最后体现在图书馆和祠堂的征收上，矛盾极其复杂。这里包含了熊育群作为写作者和思考者，对于中国改革开放中遇到的制度难题的深入思考和忧虑，而这些是坐在家里想不出来的，得益于他两三年的时间深扎于古镇。可以想象，他一定是两脚带泥、深度参与当地的生活。这成为他的小说写作可靠的经验基础。

　　《金墟》写了很多人物，有一些人物给我们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司徒誉作为当代的一个官员，他对做事与当官的取舍，忍受分居，遭遇各种难题，险些成为裸官，后来还被纪委监委约谈，谈话很有侮辱性……经历这么多磨难，他依然初心不改。这种初心不改除了共产党人的坚定意志之外，还有他对土地和人的热爱。这个“热爱”不是空洞大词，而是真正的热爱，是两者有机的结合。这个人物在一定程度上写出了中国基层干部在改革开放制度创新过程中承担的政治风险和道德压力。

　　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是靠谁来推进的?在一个特定意义上说，除了顶层设计之外，必须要靠基层干部。过去我们讲牺牲的时候总会说到农民工，他们背井离乡，没有什么保障，但是，很少有人看到基层干部的牺牲，其实不仅是基层干部，包括高级干部、企业家，他们有事业心，对国家有信心，肯于奉献。司徒誉的遭遇就表征了这个事实。也许作者并非刻意去写这一点，但它是一种客观现实，所以能够引人深思。

　　《金墟》对于当下的小说创作提供了不少新鲜的经验，特别是在历史材料的处理上，小说深入表现了宗法制与土地的关系以及宗法植根之深，及其对于中国现代改革的困扰。作为诗人、散文家、报告文学作家，熊育群显然拥有了一种令人羡慕的综合写作能力，他可以处理相当多的题材和叙事元素，小说因此包含着历史难度和思想深度。(陈福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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