呈现与重塑辉煌的建本文化

　　长期以来，建本文化的研究因年湮代远、史籍散失、考辨难度大等问题，被笼罩上一层神秘的面纱。最近，方彦寿先生所著《增订建阳刻书史》的出版，为我们揭开了这层面纱。该书是“福建印刷文化研究丛书”的一种，由福建人民出版社今年5月出版。

　　建阳刻书历史悠久，自宋代起成为全国三大刻书中心。闽建刻本“行四方者，无远不至”。麻沙、崇化地区的刻本数量众多，内容广泛，举凡经、史、子、集、丛，靡所不备。作者认为历史上建阳刻书之所以空前繁荣，是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地理交通等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对建阳刻书业影响最为深远的文化因素，是崛起于两宋时期、以朱熹为代表的闽学。因此，作者特别重视闽学研究，重视书院文化与建本文化之间的关联，从多方面看待建本文化的价值。朱熹中年在建阳、武夷结庐讲学，晚年定居建阳考亭。其著作有相当一部分在建阳刻印出版，其中既有书坊刻印，也有筹资自刻。在其影响下，门人也多有刻书。作者强调，朱熹实际上是一位成就突出的出版家、刻书家，刻书达三十余种，宦迹所至之处，如闽、浙、赣、湘等均有刻本存世。

　　作者通过提取古代建阳地区所刻有价值的典籍和史料，从政治、经济、历史、地理、人文等多维角度综合阐发建阳刻书的内在价值，用一种现代意识去活化建阳刻书史，找出“故纸堆”中文献资料之间的高度关联性，对于重塑与呈现辉煌的建本文化具有重要意义。翻看此书，仿佛打开了一条贯通过去与未来的时空隧道，遨游在悠久的建本文化的浩瀚星空中。在这一片星空下，我们邂逅了建阳历史上诸多有名的刻书家、藏书家、文学家、史学家，并有幸了解到不少与建阳刻书相关的掌故和可靠资料。

　　该书研究时间跨度大，由五代、宋、元、明至清，系统阐述了建阳地区古代刻书出版概况，对官刻、家刻、坊刻的时间、地点及刻本等情况作了翔实的考证。尤其是宋代的刻书历史，作者从蔚为风气的官府刻书、双峰并峙的私家刻书、方兴未艾的书坊刻书，仔细分析了宋代建阳刻书业繁荣的历史背景，并对当时的版权观念和版权意识进行详尽的论述。

　　作者指出，宋代建阳刻书已经形成官刻、家刻、坊刻三大系统。当时建阳地区所刻书籍大致可分为集注、改编、类编等种类，这些类型常常首见于闽籍学者名下。刻本内容四部俱备，其中尤以正经正史、子部儒家、医书、类书和文人别集为主。从字体上看，宋代建本大部分字体似柳体，如余仁仲所刻《礼记》。而宋代建本的编辑，大致可分为当地文人和刻书家两种类型。

　　建本图书事业的繁荣，离不开众多从事写样、刊刻、印刷和装订的工匠。在这些工匠中，只有少数刻工的姓名得以保存。作者通过梳理古籍，对宋、明时期的建本刻工名录了作了大量新增和补正。同时，也对建本的编辑、版画等进行了深入浅出的分析与考辨。根据各种资料，作者指出，明代建阳刻书业进入鼎盛时期，书中提及官方对刻书业的管理，学者刻书与私家刻书的合流，同时对建阳明代的活字印刷、邻府县刻书、建本的版画等进行全方位的考量。

　　书中重视逻辑与历史的统一，强调普遍与特殊的辩证关联，宏观立论与微观考论相结合，详细讲述了建阳刻书史和图书发展史之间的密切关系。将建阳刻书史贯穿在著书、编书、刻书三位一体的关系中，详尽探讨了官刻、私刻、坊刻三者之间的关系，让我们了解了建阳刻书从萌芽、发展到兴盛与衰亡的历史演变过程。

　　建本的评价问题，长久以来并没有完全厘清。该如何对建阳刻书做出公允、准确的评价？作者在列举大量史实的基础上，从促进区域文化的发展，保存、继承和传播历史文化典籍，促进中外文化交流三个方面对建本的历史贡献予以肯定。

　　作者曾长期在刻书中心建阳工作和生活，对史志、家谱等地方史料的搜集和运用颇为娴熟。书中通过深入浅出的阐释和考辨，对建本文化有了宏观把握与精微认知，从而找到刻书家与著作家、编辑家，官刻、私刻与坊刻，闽学文化与建本文化之间的关联，在史学框架内全方位审视建本文化。在某种程度上，该书已将闽学研究的学术构想落实到地方典籍研究中，从而填补了建阳刻书研究中的不少空白。

　　当前的文化建设，需要在变中求新，需要注入一种人文情感的“存在精神”。该书作者在历史的浩瀚烟波中溯流而上，在现实的璀璨时空放舟而下。本土文化使命感促使他深入挖掘建本文化的丰富内涵与精髓，帮助读者能够比较翔实地了解建阳刻书历史的原貌与内在价值。无论是对一般读者，还是对古籍研究者、历史研究者来说，此书均是了解辉煌的建本文化的一部佳著。相信多研究传统，多承接传统，能贯通八闽文化的血脉，让古老的东方文明气韵焕然。（黄丽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