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奇幻文学:从史诗巨著到大众影视
2020-04-24 16:09:06
来源:光明网-文艺评论频道
责任编辑:林萌
人间四月天,正是读书时。市面上的各种读物,令人眼花缭乱。文学,是人类的精神食粮。奇幻文学,因大胆的想象和探索,历来备受关注。有人说,奇幻文学之于西方,类似于武侠文学之于中国。西方奇幻文学,可谓特色鲜明、作品众多。
在加拿大文学理论家诺思洛普·弗莱看来,基于其中英雄(主角)与我们和自然法则的关系,读者可以判断一部文学作品的类型。如果英雄在一定程度上优于我们和自然法则,这类作品便可以被称为奇幻或英雄传奇。某种程度上,西方文学的源头就是奇幻,来自荷马史诗。虽然我们无法判定荷马到底是古希腊的一位盲人游吟诗人,还是一伙未知创作群体,甚至还有可能是女性,但包括《伊利亚特》《奥德赛》在内的荷马史诗,开创了西方文学当然也是奇幻文学的基本范式。
这个范式包括:风谲云诡并含有超自然因素的战争,以及永恒不变的英雄回家与妻儿团聚的故事。这两个范式,逐渐成为西方文学最基本的故事原型并影响至今。一种鲜明的叙事模式,则将二者整合起来:不论是打仗还是回家,超群的英雄(们)总在经历奇异的冒险。到了8世纪左右,英语世界出现了里程碑式的《贝奥武夫》,同样塑造了一位冒险的英雄。《贝奥武夫》除了是英语世界已知的第一部较为完整的史诗作品外,其开创意义还在于塑造了三个被后世继承下来的英雄对手形象:半人半兽的怪物、执着复仇的女妖与看守宝藏的火龙。类似的模式,还可见于法国的《罗兰之歌》和德国的《尼伯龙根之歌》,与《贝奥武夫》并称为欧洲三大英雄史诗。
如果说早期的奇幻作品还具有远古神话色彩,并在某种程度上建基在历史的原型故事与原型人物(往往是帝王)之上,那么到了约翰·R·R·托尔金,奇幻文学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故事呈现出架空历史、根于幻想的趋势,故事发生地往往为虚构的大陆。在《霍比特人》《指环王》等一系列作品中,托尔金确立下来的现代奇幻话语影响深远,直接引发了奇幻文学的高峰——以逝去的美好事物、极端的善恶对立、童真的异族精灵、极具号召力的英雄等为主要特征。在他的奇幻世界中,借助于魔法的庇护,勇敢又善良的英雄历经磨难终将战胜邪恶。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架空历史、根于幻想的奇幻话语恰恰来自于对现实的关注与反思。托尔金曾说,奇幻文学旨在打造“第二世界”。但“第二世界”并不是不让人与现实发生联系,而是在架空的世界中重新编排人性的善恶,在心理层面缝合情感创伤、净化心灵。在幻想的世界中,人们可以跟随主人公游于仙境,并毫无顾忌地认同于正义的一方:他们善良、守信、道德长存。这些特质如此稳定,以至于我们大可安放人类所有的美好品质。
但也正因如此,曾几何时,奇幻文学被看作不入流的娱乐之作,甚至被贬低为儿童文学和保守主义的麻醉剂。这是批评家对类型小说(genre fiction)和文学小说(literary fiction)等级区隔认知(类型小说不如文学小说)的延续。实际上,《指环王》确实是托尔金在经历世界大战后对于可怕的暴权和机械化杀戮的反思,于是代表着正义的英雄必将战胜黑暗的索伦。作品力图疏解笼罩在人类心灵之上的战争阴霾。单就这点来说,将《指环王》视为纯粹的娱乐之作就是不公平的,它恰恰具有现实批判的意味。所谓的等级区隔,也不过是文化精英主义心态的投射。
人们需要文学通道,可以解释奇幻文学在二战后的繁荣。但必须要承认的是,在这一过程中奇幻文学确实越发地走向大众文化。它曾具有的寓教于乐、启发民智、塑造英雄的文化传承,甚至意识形态功能,逐步过渡到大众文化的娱乐功能之中。但这也没什么不好,只要作品并不放弃内涵与意义。而且,还有一个原因促使了这一转变。那便是20世纪的科技革命和媒介革命。科技革命拓展着人类的想象力,媒介革命则使这种想象力付诸影像呈现出来。电影和电视的出现,推动着奇幻文学在20世纪中后叶大放异彩。
《冰与火之歌》的作者乔治·R·R·马丁,正成长于奇幻文学的这一黄金年代。天马行空的想象与突破常规的运思,使他成为划时代的人物,《时代》杂志将其称为“新世纪的海明威”和“美国的托尔金”。如果前者暗示出他的文笔风格的话,后者则直指他对于托尔金的继承。但马丁的《冰与火之歌》又与托尔金的作品大为不同。这种不同之处,主要在于两点:
第一,它没有一以贯之的传统英雄。将《冰与火之歌》改编为电视剧的贝尼奥夫和威斯认为,作品最大的魅力就在于对待主角毫不手软的态度:“自从布兰登·史塔克被推出窗外的那一刻起,我就意识到这部书有别于其他任何奇幻小说。”当读者或观众刚刚以传统的“期待视野”体认习以为常的主角时,他们便总会横遭不测。这种模式所带来的效果显而易见:人物叙事的核心地位让位给了事件本身。第二,好莱坞编剧的经历,使马丁对创作手法和技巧进行了变革。马丁曾言:“当我描述一个场景时,我会在头脑中以导演的角度去看待这个镜头。”这突出体现在他所使用的“视点人物叙事”上。这才使电视剧《权力的游戏》与小说《冰与火之歌》达到了无缝衔接。
《冰与火之歌》的成功令人鼓舞,但它也显影出了奇幻文学在当下可能出现的危机。科技革命拓展着人类的想象力,却也在某种程度上规约人类的幻想力,因为它解魅着人类对于神话、魔法力量的信任。随之而来的,便是科幻文学的冲击。当然,这还不是最重要的。千篇一律的超群英雄借助神力战胜邪恶的故事,因让观众产生了审美疲劳而越来越失去市场。诚然,突飞猛进的视觉呈现技术,促使荧幕上的奇幻世界越发诱人,但观众的感官总会麻木,简单的视觉卖点已很难成功。这便是21世纪初奇幻影视作品大放异彩而如今略显消沉的原因所在。《冰与火之歌》的平等叙事和视点人物叙事,都是突破类型枷锁的有益尝试。接下来,奇幻文学还有很长的创新之路要走。
与这一尝试相比,另一个问题也值得深思。与影视越走越近的奇幻文学,还要考虑其作为文学文本的存活可能。在网络爽文横行、碎片化阅读愈演愈烈的当下,人们怎样才能静下心来读一读宏大又具有自洽世界观的奇幻故事,真正用大脑而非眼睛去畅游独属自己的“第二世界”呢?关于未来,我们思考并期待着。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在加拿大文学理论家诺思洛普·弗莱看来,基于其中英雄(主角)与我们和自然法则的关系,读者可以判断一部文学作品的类型。如果英雄在一定程度上优于我们和自然法则,这类作品便可以被称为奇幻或英雄传奇。某种程度上,西方文学的源头就是奇幻,来自荷马史诗。虽然我们无法判定荷马到底是古希腊的一位盲人游吟诗人,还是一伙未知创作群体,甚至还有可能是女性,但包括《伊利亚特》《奥德赛》在内的荷马史诗,开创了西方文学当然也是奇幻文学的基本范式。
这个范式包括:风谲云诡并含有超自然因素的战争,以及永恒不变的英雄回家与妻儿团聚的故事。这两个范式,逐渐成为西方文学最基本的故事原型并影响至今。一种鲜明的叙事模式,则将二者整合起来:不论是打仗还是回家,超群的英雄(们)总在经历奇异的冒险。到了8世纪左右,英语世界出现了里程碑式的《贝奥武夫》,同样塑造了一位冒险的英雄。《贝奥武夫》除了是英语世界已知的第一部较为完整的史诗作品外,其开创意义还在于塑造了三个被后世继承下来的英雄对手形象:半人半兽的怪物、执着复仇的女妖与看守宝藏的火龙。类似的模式,还可见于法国的《罗兰之歌》和德国的《尼伯龙根之歌》,与《贝奥武夫》并称为欧洲三大英雄史诗。
如果说早期的奇幻作品还具有远古神话色彩,并在某种程度上建基在历史的原型故事与原型人物(往往是帝王)之上,那么到了约翰·R·R·托尔金,奇幻文学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故事呈现出架空历史、根于幻想的趋势,故事发生地往往为虚构的大陆。在《霍比特人》《指环王》等一系列作品中,托尔金确立下来的现代奇幻话语影响深远,直接引发了奇幻文学的高峰——以逝去的美好事物、极端的善恶对立、童真的异族精灵、极具号召力的英雄等为主要特征。在他的奇幻世界中,借助于魔法的庇护,勇敢又善良的英雄历经磨难终将战胜邪恶。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架空历史、根于幻想的奇幻话语恰恰来自于对现实的关注与反思。托尔金曾说,奇幻文学旨在打造“第二世界”。但“第二世界”并不是不让人与现实发生联系,而是在架空的世界中重新编排人性的善恶,在心理层面缝合情感创伤、净化心灵。在幻想的世界中,人们可以跟随主人公游于仙境,并毫无顾忌地认同于正义的一方:他们善良、守信、道德长存。这些特质如此稳定,以至于我们大可安放人类所有的美好品质。
但也正因如此,曾几何时,奇幻文学被看作不入流的娱乐之作,甚至被贬低为儿童文学和保守主义的麻醉剂。这是批评家对类型小说(genre fiction)和文学小说(literary fiction)等级区隔认知(类型小说不如文学小说)的延续。实际上,《指环王》确实是托尔金在经历世界大战后对于可怕的暴权和机械化杀戮的反思,于是代表着正义的英雄必将战胜黑暗的索伦。作品力图疏解笼罩在人类心灵之上的战争阴霾。单就这点来说,将《指环王》视为纯粹的娱乐之作就是不公平的,它恰恰具有现实批判的意味。所谓的等级区隔,也不过是文化精英主义心态的投射。
人们需要文学通道,可以解释奇幻文学在二战后的繁荣。但必须要承认的是,在这一过程中奇幻文学确实越发地走向大众文化。它曾具有的寓教于乐、启发民智、塑造英雄的文化传承,甚至意识形态功能,逐步过渡到大众文化的娱乐功能之中。但这也没什么不好,只要作品并不放弃内涵与意义。而且,还有一个原因促使了这一转变。那便是20世纪的科技革命和媒介革命。科技革命拓展着人类的想象力,媒介革命则使这种想象力付诸影像呈现出来。电影和电视的出现,推动着奇幻文学在20世纪中后叶大放异彩。
《冰与火之歌》的作者乔治·R·R·马丁,正成长于奇幻文学的这一黄金年代。天马行空的想象与突破常规的运思,使他成为划时代的人物,《时代》杂志将其称为“新世纪的海明威”和“美国的托尔金”。如果前者暗示出他的文笔风格的话,后者则直指他对于托尔金的继承。但马丁的《冰与火之歌》又与托尔金的作品大为不同。这种不同之处,主要在于两点:
第一,它没有一以贯之的传统英雄。将《冰与火之歌》改编为电视剧的贝尼奥夫和威斯认为,作品最大的魅力就在于对待主角毫不手软的态度:“自从布兰登·史塔克被推出窗外的那一刻起,我就意识到这部书有别于其他任何奇幻小说。”当读者或观众刚刚以传统的“期待视野”体认习以为常的主角时,他们便总会横遭不测。这种模式所带来的效果显而易见:人物叙事的核心地位让位给了事件本身。第二,好莱坞编剧的经历,使马丁对创作手法和技巧进行了变革。马丁曾言:“当我描述一个场景时,我会在头脑中以导演的角度去看待这个镜头。”这突出体现在他所使用的“视点人物叙事”上。这才使电视剧《权力的游戏》与小说《冰与火之歌》达到了无缝衔接。
《冰与火之歌》的成功令人鼓舞,但它也显影出了奇幻文学在当下可能出现的危机。科技革命拓展着人类的想象力,却也在某种程度上规约人类的幻想力,因为它解魅着人类对于神话、魔法力量的信任。随之而来的,便是科幻文学的冲击。当然,这还不是最重要的。千篇一律的超群英雄借助神力战胜邪恶的故事,因让观众产生了审美疲劳而越来越失去市场。诚然,突飞猛进的视觉呈现技术,促使荧幕上的奇幻世界越发诱人,但观众的感官总会麻木,简单的视觉卖点已很难成功。这便是21世纪初奇幻影视作品大放异彩而如今略显消沉的原因所在。《冰与火之歌》的平等叙事和视点人物叙事,都是突破类型枷锁的有益尝试。接下来,奇幻文学还有很长的创新之路要走。
与这一尝试相比,另一个问题也值得深思。与影视越走越近的奇幻文学,还要考虑其作为文学文本的存活可能。在网络爽文横行、碎片化阅读愈演愈烈的当下,人们怎样才能静下心来读一读宏大又具有自洽世界观的奇幻故事,真正用大脑而非眼睛去畅游独属自己的“第二世界”呢?关于未来,我们思考并期待着。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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