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对城市的想象与书写
2020-04-06 15:16:00
来源:光明网-文艺评论频道
责任编辑:朱光明
城市,是人类审美的重要载体,也是文明高度发达的象征。作家与城市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流经城市的河流、公园中盛开的繁花、高大的梧桐树、夕阳下的码头,都可能成为作家难忘的记忆,形诸笔端,代代流传。意大利作家卡尔维诺在《看不见的城市》谈到,“记忆既不是短暂易散的云雾,也不是干爽的透明,而是烧焦的生灵在城市表面结成的痂,是浸透了不再流动的生命液体的海绵,是过去、现在与未来混合而成的果酱,把运动中的存在给钙化封存起来:这才是你在旅行终点的发现”。卡尔维诺虚构了“看不见的城市”,探索它的记忆、符号、贸易等,这座城市虽不是实际存在,却是很多城市的影子。通过它,我们能看到人类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海明威的《流动的盛宴》记录了20世纪20年代在巴黎度过的青葱岁月,巴黎的塞纳河、莎士比亚图书公司等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在同一时期,一群年轻人在杭州西子湖畔诗情勃发,写下了一首首关于青春、爱情的诗歌,在现代文学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1922年,应修人、潘漠华、冯雪峰、汪静之结成“湖畔诗社”,出版诗歌合集《湖畔》《春的歌集》,在诗坛异军突起,引起广泛关注。他们的诗歌清新自然,富有青春活力,对未来充满澎湃的希冀与热情。杭州城的山水花草在他们的诗行里,成为抒情的意象。如应修人的《我认识了西湖了》:“从堤边,水面/远近的杨柳掩映里/我认识了西湖了!”在这里,诗人从堤边、水面、杨柳掩映里来观察西湖,使得诗歌带有一种朦胧的、独特的美感。而潘漠华在《黎明在涌金门外》描述秋寒的黎明,独有一番韵味。“假使那番鸭会飞/我将托他寄封信/寄往畈满豆花的南乡/慈爱的母亲/在今天秋寒的黎明/你儿又在此地认识了一位朋友/他是立在近岸的浮草中/用个方网捕虾的老人。”诗人发挥想象力,梅花、残荷、湘湖、邮局、钱塘江等成为重要意象,出现在他们的笔端。
人事有代谢,往来无古今。然而,有些感情是不同时代的人们所共通的。时间向前移,在唐朝的杭州,白居易也曾书写不朽的诗篇。如作于长庆三年(823年)的《官舍》,有“早梅结青实,残樱落红珠”,描写“梅”和“樱”;作于长庆二年(822年)的《初领郡政衙退登东楼作》,有“山冷微有雪,波平未生涛。水心如镜面,千里无纤毫”,描绘诗人登上凤凰山杭州刺使所的东楼,看到山上的积雪和波平如镜的水面。这些意象,是白居易情感的重要寄托,表现诗人的闲适之情。在诗人笔下,那些看似平常无意义的风景,经过重新发现,再次审视,成为具有独特内涵的意象。
和诗人一样,城市也是文学作品中的典型意象,承担着众多的叙事功能,具有象征性和隐喻性,推动着情节的发展。张爱玲、王安忆笔下的上海,贾平凹笔下的老西安,带有独特的审美特质,散发着属于城市性格的气息,其文字也逐渐成为城市文化的一部分,形塑着、展示着日常生活的场景。
现代城市作为审美对象,与古代不同,不仅在于诗歌的价值导向,还体现在形式的变化。尤其是白话诗广为流行之后,城市的公共设施开始较多地出现在诗行中,展现人类社会的秩序和逻辑,无论它是想象中的,还是现实中的,富有深广的内涵。城市,作为审美的对象,完成了人对公共设施等事物的重塑,赋予其多层次的美感。在诗人的笔下,时间和永恒成了探讨的重要主题。传统和创新,可能出现在同一个诗人身上,也可能出现在具有相似文学观念的诗社中,如前述的湖畔诗社。他们在语言和概念上不断探索,不断实验,不断突破语言的束缚,带给诗歌,乃至文学创作新的可能性。在某种意义上,这或许是将城市作为审美对象赋予文学的重要价值。
正如瓦尔特·本雅明在《巴黎,19世纪的首都》中所说:“在波德莱尔笔下,巴黎第一次成为抒情诗的题材。”杭州在湖畔诗社成员的笔下,亦成为重要的抒情素材。城市,发挥着实实在在的日常生活的功能,也提供着或新或旧的意象,满足着不同时期人们的审美诉求。随着现代化的日益推进,城市作为审美对象的地位定将日益突出。(朱光明)
人事有代谢,往来无古今。然而,有些感情是不同时代的人们所共通的。时间向前移,在唐朝的杭州,白居易也曾书写不朽的诗篇。如作于长庆三年(823年)的《官舍》,有“早梅结青实,残樱落红珠”,描写“梅”和“樱”;作于长庆二年(822年)的《初领郡政衙退登东楼作》,有“山冷微有雪,波平未生涛。水心如镜面,千里无纤毫”,描绘诗人登上凤凰山杭州刺使所的东楼,看到山上的积雪和波平如镜的水面。这些意象,是白居易情感的重要寄托,表现诗人的闲适之情。在诗人笔下,那些看似平常无意义的风景,经过重新发现,再次审视,成为具有独特内涵的意象。
和诗人一样,城市也是文学作品中的典型意象,承担着众多的叙事功能,具有象征性和隐喻性,推动着情节的发展。张爱玲、王安忆笔下的上海,贾平凹笔下的老西安,带有独特的审美特质,散发着属于城市性格的气息,其文字也逐渐成为城市文化的一部分,形塑着、展示着日常生活的场景。
现代城市作为审美对象,与古代不同,不仅在于诗歌的价值导向,还体现在形式的变化。尤其是白话诗广为流行之后,城市的公共设施开始较多地出现在诗行中,展现人类社会的秩序和逻辑,无论它是想象中的,还是现实中的,富有深广的内涵。城市,作为审美的对象,完成了人对公共设施等事物的重塑,赋予其多层次的美感。在诗人的笔下,时间和永恒成了探讨的重要主题。传统和创新,可能出现在同一个诗人身上,也可能出现在具有相似文学观念的诗社中,如前述的湖畔诗社。他们在语言和概念上不断探索,不断实验,不断突破语言的束缚,带给诗歌,乃至文学创作新的可能性。在某种意义上,这或许是将城市作为审美对象赋予文学的重要价值。
正如瓦尔特·本雅明在《巴黎,19世纪的首都》中所说:“在波德莱尔笔下,巴黎第一次成为抒情诗的题材。”杭州在湖畔诗社成员的笔下,亦成为重要的抒情素材。城市,发挥着实实在在的日常生活的功能,也提供着或新或旧的意象,满足着不同时期人们的审美诉求。随着现代化的日益推进,城市作为审美对象的地位定将日益突出。(朱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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