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盾文学奖观察】人世间，有一个梁晓声

 

　　《人世间》的书封上，梁晓声在看着世界。
　　写完这部长篇小说，梁晓声70岁了。1月底临近春节，他刚刚在北京语言大学办了退休手续。
　　除了知青文学代表作家，知识分子这一身份似乎更贴近梁晓声近年来的创作。《中国生存启示录》《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梁晓声说》《郁闷的中国人》…… 看多了社会，阅多了人，世界的面目逐渐清晰起来，思想越发凌厉，处世却平和许多，举手投足都带着一股沉稳而内敛的“大气象”，以至有读者说，《人世间》，一听名字就符合梁晓声的风格，也是他能写出来的东西。
　　1949年9月22日，新中国成立前十天，梁晓声出生于黑龙江哈尔滨。长大后他喜欢上了写作，文学创作初期，梁晓声将自己的一篇作品拿给中国青年出版社《青年文学》的编辑周晓红看。那时的文学编辑，浑身上下都透着情怀二字。周晓红读后对晓声说，我很不舍得，但我觉得这样一篇小说，这样一个题目，把它发在你家乡的刊物更有意义。这篇后来在1982年获得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的作品《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周晓红最终忍痛割爱给了黑龙江作家协会主办的《北方文学》。
　　谈及这段往事，现任中青社副总编辑，也是《人世间》责编之一的李师东颇多感慨。梁晓声是李师东在复旦大学中文系的学长，私下里李师东叫他“大师兄”。那时梁晓声已经大名鼎鼎了，系里还专门开有一门选修课叫“梁晓声研究”，很多中文系的学生视他为偶像般的存在。“梁晓声与中青社的情谊从80年代就开始了，一直以来相互信任，相互理解，相互尊重。”李师东见到《人世间》初稿时，已经到了和梁晓声洽谈出版的环节，那时《人世间》第二卷他写到了将近一半。
　　梁晓声专注于生活中的百姓，也乐于琢磨百姓的生活。他说，自己有一个心愿——写一部反映城市平民子弟生活的、有年代感的作品。 “我一直感到准备不足，到了六十五六岁，我觉得可以动笔，也必须动笔了。”这样一部将从前的事讲给年轻人听，让他们知道从前的中国是什么样子的长篇小说，从20世纪70年代到改革开放后的今天，梁晓声一写就是50年的历史跨度。中国作协副主席李敬泽说，这是一个重要作品，不仅因为是梁晓声写的，不仅因为篇幅长，小说有力地刻画了时代变迁，尤其是时代变迁中的人物，他们一再向我们发问：人可以是什么样？人应该是什么样？那些人，那些精神形象，是立得住的。

 

　　115万字，上、中、下三卷本，梁晓声是手写的。一座北方省会城市，五口人的周氏普通家庭，十多位平民子弟的人生，在3600多页的稿纸上跌宕起伏。《人世间》另一位责编李钊平发现，第一卷，纸上的字认认真真一丝不苟，放到格子里稳稳当当。第二卷时，字慢慢胀开了。到了第三卷，字里行间已经开始拳打脚踢了。梁晓声说，《人世间》是自己文学生涯所有长篇作品中写得最累的一部。“我是个老派的人，到今天还是一格一格地用稿纸手写。写到最后，我只能用铅笔在 A4 纸上写，写得手已经不听使唤了。”
　　《人世间》写到第二卷，梁晓声的老胃病严重了起来。他一直没做细致检查，怕真查出什么，作品就不好说了。“那时他有紧迫感，只想一心扑在这部小说上”，李师东说。二人交流时，梁晓声鲜少谈及写这部长篇的艰辛，也从不抱怨什么，“他对自己和自己的文字是相信的。”

 

　　1月23日，在由中国作协创研部、中国青年出版总社和文艺报社联合主办的《人世间》研讨会上，很多人都被作品中的理想主义信念与人文主义精神打动。评论家贺绍俊说：“晓声是我敬重的作家，也是我觉得特别亲切的作家，我跟他有共同之处，我们都是知识青年。他珍惜知识青年，就在于他珍惜理想主义。如果过去的理想主义有些虚空，晓声在他后来的经历中，不断地使自己的理想与现实结合而越来越实际。”
　　伴随着知青岁月的是一段特殊的历史时期，十年“文革”是无法跨越也不能跨越的一道沟壑，行走五十年岁月的《人世间》重点并没有放在对历史的反思与评判上，而梁晓声依旧是那个梁晓声，在情和义的人性光辉书写中不失种种洞察社会的犀利，冷不丁抛出的问题，人物随口一句念叨，就能成一颗平地而起的炸雷：大年三十周家吃团圆饭的晚上，良善又稍显愚钝的小儿子周秉昆忍不住问，“贪官污吏和刁民，哪种对国家危害更大？”
　　对梁晓声来说，给这部长篇小说命名似乎是比写完它还困难的一件事。最初它有个朴素的名字：《共乐区的儿女们》，写的就是这块土地的事，就是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后来与中青社编辑一合计，大家都觉得直白和局促。这样一部三卷本，到底叫什么好呢？让梁晓声和编辑们犯了难。很久后确定书名的那天，在李师东的工作日志上记载的是2017年10月24日。
　　那天李师东找梁晓声谈书的封面设计，梁晓声写了一份题记拿给他看，李师东看了一遍说，不要了，三卷本已足够，其余任何文字都会窄化和限制这部长篇。但是，李师东在字里行间扫到了三个字，他觉得这三个字能把这部大书装在里头，时代风云，社会变迁，人心流转，都担得起，罩得住，“就叫《人世间》吧！”
　　新书出版后，有一次梁晓声到江西弋阳作讲座，当地政府将题款签名本送给了当时一个拆迁困难户，他是梁晓声的粉丝。第二天困难户直接通知县里，自己同意搬家了！众人都笑言偶像的力量帮了大忙。
　　写《人世间》，梁晓声回到了自己生活的原点，从最熟悉的城市平民生活，发散到社会各阶层。不少人在阅读时感慨万分，评论家刘颋说：“《人世间》曲折坎坷的不是故事，而是精神、心理上的一次次碰撞和阵痛，以及这些人物在一次次碰撞和阵痛后寻找出路时的迷惘、执着、努力。这才是好小说应该干的事，也是好小说家应该干的事。这部小说无论从写法还是观念，都是非常朴素和传统的。好的小说需要沉淀，经历了那么多对写作技法的探索，我们或许应该反思，究竟该提供给读者什么样的思考？”
　　梁晓声调动自己的生活积累、社会阅历和人生经验一气呵成的手写小说，气息是贯通的。时间长，记忆久，年代感十足的诸多细节也给责编造成不小挑战。李师东记得，有一次在河南省语文卷子上看到一道选择题，问的是谁没有参加过莫斯科保卫战，答案是赫鲁晓夫。他突然想到，印象中《人世间》里也曾提到，但正好相反，回去赶紧一翻，果然有问题。“五十年百姓生活史，书中提到的书名、出版时间，涉及到的生活名目、历史情形，很多东西需要精确核实。梁老师认真写了，我们就要认真核对，做到准确无误。”
　　2015年11月20日在李师东记忆中是个清晰的时间点，这是他们第一次谈论这部长篇。“初次谈出版，拿到第一卷手稿，梁老师已经在写第二卷，写到第三卷时编辑正好看第二卷。梁老师一边写，我们一边看；写完一部，我们看一部。相应的具体审稿意见，一一做了笔记。书稿中的疑难问题，能解决的就及时解决；不能解决的再一并汇总，衔接得很紧密。” 从初次谈出版到2017年6月5日签合同，梁晓声没提任何要求，最后合同上的版税数字还是李师东在梁晓声签名后补填的。当时李师东心里还犯嘀咕：一份空白合同，万一梁老师提出十万册八万册的起印数怎么办，回去还得开会研究。“梁老师没给我们任何压力，我们更要对得起这份信任”，中青社新任社长皮钧说。
　　和朋友聚会时，青年评论家刘大先忍不住要为这部作品在2018年“不够热”而感到遗憾，他说“这是一部有些低调的好书”。《人世间》第一卷是对未来充满向往的青年，具有早期浪漫主义风格。第二卷挣扎于生活的焦虑，写实主义色彩浓厚。第三卷写豁达的晚年，批判现实主义思辨风。三部曲节奏是变化的。“在这个变化当中，我们从来没觉得梁老师是老年人，只感觉到了充满激情的、饱满的生命力。”
　　同为青年评论家的岳雯更加激动，“我们热烈讨论这本小说，在私下，甚至在别的研讨会上。”刘大先和岳雯在文学观念及文本分析上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这一次二人却罕见地达成共识。“《人世间》提供了一个可以讨论的文化空间，每个人物为什么这样，我们可能认识都不一样，才能产生这种热烈讨论。在这样的讨论中，文学就是在完成最初的使命，使分离的个人逐渐走向合而不同的群体，每人都会有自我经验，我们这些思考作用在小说中的人物命运之上，他们的不同也使我们得以彼此认知和理解。”
　　做个好人，做个良善的人，是梁晓声的追求，也是他在《人世间》中想传递的信念。成为作家，经历 “文革”，接受国内外电视台的采访，他们总问梁晓声一个问题：谈谈你在“文革”的时候。梁晓声说，文学的力量告诉我，那是不对的，它不道德，也不人性。到55岁以后，才忽然明白了一件事，文学作品还是要写人在生活中应该是什么样的。写作的过程中也在不断跟自己对话，是否依然相信书中自己所树立的人物言行，“到70岁了我依然相信，这让人很愉快。”
　　研讨会后当天晚上，梁晓声和李师东通电话时说，他很欣慰听到那些评价，尤其是《人世间》能够被年轻人喜欢。“自己这一生走过来，没有走偏。说句实在话，在这样的时代，我们像是活在好人山脚下，经常觉得山脚旁边可能有坏人坑，一不留神做人的方面今天受一点损失，明天受一点损失，老了的时候就伤痕累累。有些原则今天丢一点，明天丢一点，回过头来看，就会对自己很失望”，梁晓声说的还是人世间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