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司马迁的知音——张大可与《史记》

2024-07-29 16:33:24 来源：光明网-《光明日报》 责任编辑：

　　作者：丁波（陕西师范大学人文科学高等研究院研究员）

　　张大可，1940年生于四川省长寿县（今重庆市长寿区）。196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曾任教于兰州大学历史系、北京外国语大学中文系、中央社会主义学院统战理论研究所。现为陕西师范大学人文科学高等研究院研究员，兼任中国史记研究会会长。著有《史记研究》《史记新注》《史记文献学》《史记论赞辑释》《史记十五讲》《史记史话》《司马迁评传》等。

　　司马迁写《史记》，自言“藏之名山，副在京师，俟后世圣人君子”，又说“非好学深思，心知其意，固难为浅见寡闻道也”。由此可见，想成为司马迁的知音着实不易。但张大可偏偏是一个迎难而上的人。

　　考入北大

　　张大可自幼就有一股不服输的劲儿。

　　张大可1940年12月出生在四川省长寿县（现重庆市长寿区），婴儿时，坠地伤了头盖骨，险些丧命。他6岁入私塾识字，后随父读书。10岁时，父亲去世，家里生活困难，无力供他上新式学校。当地云集小学的校长徐国钧是张大可读私塾时的老师，很赏识张大可，专门找到张大可的母亲，动员张大可入学。母亲狠下心，就算砸锅卖铁也要供长子读书。

丁波供图

　　背负着一家人期望的张大可，越过初小，直接读了高小。从他家里到云集小学有近8公里的路程，中间还要翻一座山丘，爬二百余级台阶，单程就要走两个小时。每天清晨，他喝两碗菜粥就去上学，中午饿肚子，等到放学再爬坡翻山回到家里，备尝艰辛。作为家里唯一的壮劳力，张大可每天下午回家吃完饭，还要到村外挑水。等水挑满了，天也就快黑了。家里买不起油灯，他只能借着傍晚落日的余晖抓紧读书。两年小学，张大可就是这样读下来的。

　　又经过两年边劳动边自学的时光，张大可终于在1954年考上长寿一中，后又进入江北一中读高中。在江北一中，虽然有助学金，但张大可的生活费仍然有缺口。为了减轻家庭负担，他时而给学校食堂担煤炭，时而帮镇上工厂送硫酸罐，仍然是边劳动边学习。

　　1960年的暑假，张大可在镇上赶集，偶然邂逅了一位大学生，胸前别着省内一所大学的校徽，张大可主动上去搭讪，想了解下那所大学的情况，可是对方很冷漠，张大可不服输的劲儿瞬间爆发，心里想“有什么了不起？等着，明年我别一枚北京大学的校徽给你看。”1961年，张大可参加高考，凭着周密的规划和还算不错的底子，如愿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

　　“硬读”《史记》

　　张大可入学后，时任中华书局总编辑金灿然来到北京大学，与古典文献专业新生座谈，还带来了新出版的点校本《史记》。《史记》是古典文献专业的必读书，张大可果断购买了一套。

丁波供图

　　《史记》首篇是《五帝本纪》，张大可初读，感到佶屈聱牙，对内容却不甚了了，反复重读，还是不得要领，不得不将其置之一边。过了一阵，他又心痒难耐，重新拿来阅读。这次跳过《五帝本纪》《夏本纪》《殷本纪》《周本纪》《秦本纪》，直接读《秦始皇本纪》《项羽本纪》，终于有了一些阅读的快感。从此以后，张大可专门挑《史记》中故事性强的列传去读，今天翻这一册，明天翻那一册，跳来跳去读，先易后难，读不懂的先放一边，逐渐就进入了《史记》的世界。随着理解的深入，张大可又改变了阅读方法，不再按本纪、世家、列传的顺序读，而是按时间和相关史事人物分组阅读，如春秋时期，按春秋五霸集中五组相关篇目来读，战国四公子列传为一组来读，重要史事如长平之战、秦灭六国、楚汉相争，集中相关篇目，带着问题读。若干篇目反复读几次，兴趣日益浓厚。

　　张大可仔细计算了自己的时间，零散的课余时间加上星期日，再加上寒暑假，一年365天有240天可以用来读《史记》。《史记》130篇，两天读一篇，他一年就能精读一遍。心里有了底，张大可规划了一年半到两年通读《史记》的计划，每周用三分之二的课余时间精读《史记》一篇到两篇，三分之一的时间读相关参考书。计划制定了，张大可天天抱着《史记》读，同学们善意取笑他是“司马大可”。

　　为了读懂《史记》，在反复阅读《史记》原文的同时，张大可还找来了崔适《史记探源》、王国维《太史公行年考》、余嘉锡《太史公书亡篇考》、郑鹤声《司马迁年谱》、李长之《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等著作，以及报刊上的一些相关文章，了解了一些《史记》研究中存在较大争议的问题。虽然此时的张大可还未完全读懂《史记》，但对前辈学者关于《史记》研究的一些成果也有了自己的认识，同时下定决心，要集中一段时间对《史记》断限、亡书等问题进行系统梳理。

丁波供图

　　从1962年年初到1963年夏这一年半的时间里，《史记》130篇，张大可通读了其中的115篇，只剩下《礼书》《乐书》《律书》《历书》《天官书》和“十表”未读。虽然其中一些精彩的纪传，读了不止一遍，但张大可不甘心只是把《史记》当成小说去读。他要用史学的眼光分析《史记》，那“十表”就是绕不过的硬骨头。

　　1963年暑假，张大可没有离开北大校园一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集中时间全力以赴投入“《史记》攻坚战”。首先，他利用两周时间，解析《史记》十表。

　　张大可发现，要读懂《史记》的表，首先要拆解表，于是他用最笨的办法破解十表的结构。以《六国年表》为例，周、秦、魏、韩、赵、楚、燕、齐从左到右分八行，从下到上依年代分列，会盟征伐，兴衰成败，大事尽列其中。张大可把《六国年表》的内容从表格中打开，一条一条排比，改表为长卷叙事，把表中的内容展开成一条一条的资料。各国的王位继承、相互征伐，如果用叙述的方法记事，既不连贯，还会有许多遗漏，不成体系，而用表，就可以把同一时段各国纷繁的会盟征伐、兴衰成败有条不紊地展现在同一平面的一页纸上，一目了然。改竖排列表为横排列表，十表的本质清晰呈现：一个用表格展现的历史发展时空坐标。用了两周时间，张大可按此法改造了《三代世表》《十二诸侯年表》《六国年表》《秦楚之际月表》。他发现，《史记》十表蝉联相接，展开的是三千年的时空坐标，提纲挈领，摘取历史大事，划分历史阶段，展现天下大势，是《史记》的骨架和大纲。二十年后，张大可借鉴司马迁作表方法研究《史记》，每写一篇专题论文，必先作表，然后行文，写作效率大大提升。有的“表”直接融入了论文中，他的成名作《史记研究》一书中集中保留了二十余篇“表”，成为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丁波供图

　　研究《史记》，张大可下的第二个“笨功夫”是统计《史记》字数，这是研究《史记》流传过程中续补、窜附问题的基础。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说他的“太史公书”“凡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后世流传的《史记》各种版本字数与司马迁自报字数多有出入。张大可统计的是中华书局标点本《史记》的字数。当时没有电子文本，他只能用手工，以三个字为一组，数到一百就是三百字，用铅笔在点校本旁边标记“1”，再数一百，标记“2”，依此类推，数完一篇将总字数记于篇末。用了两周，张大可最终统计出标点本《史记》是555660个字。综合崔适、余嘉锡等学者对《史记》亡篇及续补、窜附的研究，张大可对统计出来的字数进行了分析，对《史记》亡书及续补、窜附有了自己的思考。虽然当时还无力写作学术论文，但他把思考的疑点都记录了下来。

　　1963年暑假，在解析《史记》十表、统计《史记》字数之外，张大可还尝试撰写了一篇论文《也谈司马迁的生年》。张大可回忆，之所以写这篇文章，是为了支持郭沫若在1955年发起的“司马迁生年论战”。他当时并未料到，自己会深度参与后面几次论战，并成为论战中的主角。

　　司马迁的生年，司马贞《史记索隐》主汉武帝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张守节《史记正义》主汉景帝中元五年（公元前145年）。张守节与司马贞同是唐玄宗时人，两人的记载存在十年之差。近代以来，王国维撰文力证司马迁生于公元前145年，在学界产生重要影响。1955年10月，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的郭沫若发表《〈太史公行年考〉有问题》，对王国维的“公元前145年说”进行反驳，力主“公元前135年说”。怀着强烈的研究欲，张大可认真阅读了王国维和郭沫若的文章。对他这个大三学生来说，王国维的文章艰深难懂，而郭沫若的文章则相对易读，他不自觉成为郭沫若的拥趸，照葫芦画瓢，撰写了一篇考证文章《也谈司马迁生年》，声援郭沫若。遗憾的是，这篇文章的底稿后来遗失了，更谈不上发表了。20世纪80年代，张大可有了一定的学术积累，再次参与司马迁生年的研讨，改从王国维的“公元前145年说”。张大可曾感慨，幸亏早年的文章遗失未发表，若公开发表了，他将不得不学梁启超，以今日之张大可反对昨日之张大可。

　　研究《史记》

　　1968年大学毕业时，张大可感到前路迷茫，把大学时期购置的所有书籍都当作废纸卖掉了，只留了一部《史记》，一直带在身边，时时阅读。他先是被分配到甘肃省文化局，几经周折，1973年被调到兰州大学历史系任教。张大可倍加珍惜这个来之不易的机会，教学科研同步快跑。

　　功夫不负有心人，1979年，张大可迎来了他的春天。那时，张大可已近不惑之年，虽熟读《史记》，却无一篇科研成果，这成为评定职称时的短板。他不服输的劲儿又上来了，决心搞一场“攻坚战”，发表几篇重量级的论文。他从自己最熟悉的《史记》入手，以秦汉时期历史人物评价为突破口，制定了一个写作提纲，白天到图书馆翻阅资料，写札记，晚上在家翻《史记》《汉书》，做卡片。动手写论文时，张大可先提出若干问题，然后给出答案，一题一个条目，他戏称之为“零件”。积累了约十万字的条目后，他开始动手将这些“零件”组装成机器。方法得当，自然事半功倍，张大可的处女作《论文景之治》发表在《历史研究》1979年第7期。三个月后，《试论昭宣中兴》发表在《光明日报》1979年10月2日《史学》版。这两篇文章在学界都产生了影响，张大可一位在云南从事水电建设的远方堂兄，看到了《光明日报》的文章，过年时专门回老家向张大可表示祝贺。

　　张大可（中）与中国史记研究会副会长丁德科（右）、秘书长丁波研究《史记疏证》编纂工作。丁波供图

　　1981年，张大可在兰州大学历史系率先开设了《史记》选讲课。开设新课，第一步是编写讲义，张大可在北京大学上学期间“硬读”《史记》所积累的各种札记，以及对《史记》字数调查的数据，在编写讲义时派上了用场，大学时代想解决但没有能力解决的题目则成为他攻关的对象。张大可计划一边课堂讲授一边研究，在教学中完善讲义，最终形成了多篇论文和多部书稿。

　　从1981年到1990年的十年，是张大可学术生涯的黄金十年。十年中，他撰写了《史记研究》《史记论赞辑释》《史记文献研究》《史记全本新注》等一系列学术论著。这些书考论结合，开拓了《史记》研究的新领域。他形象地将这十年的研究工作比喻为“把多种学术作物套种在时间的耕地上”。

　　疏证《史记》

　　1985年，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在南京召开年会，张大可与部分参会学者办了一个小型座谈会，提出在条件成熟时当代学者要通力合作，完成一部集大成的《史记》集注工程。1992年，在北京师范大学召开的《史记》研讨会上，张大可重提《史记》集注工程，与会学者商议先组织队伍，整理资料，编纂《史记研究集成》，为《史记》集注做准备。1994年，张大可发起组织了《史记研究集成》编委会。经过近十年努力，2002年，张大可主编的《史记研究集成》（全14卷）出版，此书着重阐释《史记》的思想内涵。2001年，中国史记研究会成立，张大可任常务副会长，《史记》集注工程被确定为中国史记研究会的集体攻关项目，正式确定书名为《史记疏证》。经过几年准备，2006年，在中国史记研究会第五届年会上，张大可提交了《五帝本纪疏证》样稿，与项目参与者详细讨论了凡例等工作细则，确定了项目的工作方针：“融汇古今研究成果于一编，凝聚当今时贤于一堂。”《史记疏证》分为题评、分段疏解《史记》原文及三家注、集注、白话翻译、集评、附录等内容，力求将两千多年来《史记》整理、研究成果汇集于一书。

　　2006年，完成《五帝本纪疏证》样稿时，张大可已经66岁了，他承担了《史记》百三十篇中百分之五十以上篇目的写作任务，作为主编还承担着全书的审稿工作。全书规划近2000万字，工作之繁重可想而知。虽然有中国史记研究会秘书处的配合，但秘书处成员都是高校教授，科研任务重，分身无术，可以给他提供的援助也不多。有的项目参与者劝张大可放弃，靠他这个“光杆司令”无法完成这样庞大的工程。张大可年老志未灭，他给大家鼓气说，《史记疏证》是我们这一代学人的追求，我数十年思之念之，从未想过放弃。项目团队中我年龄最大，身体尚可，我自信可以工作到85岁，正好是2025年——司马迁2170周年诞辰，算起来还有20年，我每日拿出12个小时，全年不休，我们一定能完成《史记疏证》，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史记》研究者必须完成的历史任务！

　　张大可是一个不服输的人，一个说到做到的人，也是一个善于规划的人。《史记疏证》是一个集体项目，项目组成员工作进度不一，张大可居中协调，自己写稿、催稿、审稿、改稿，和出版社编辑沟通，解决编辑提出的问题，有条不紊。因不通电脑，张大可全凭手写。因长期握笔进行高强度写作，他右手食指严重变形，异于常人，见之者无不唏嘘。张大可的老伴马瑞端喜欢旅游，她希望张大可知老服老，趁着身体还好，能与她一起周游海内外，但张大可忙于《史记疏证》，屡屡推却。十多年里，日复一日，张大可重复着在老伴看来单调乏味的学术苦行僧工作，乐此不疲。2023年，《史记疏证》终于定稿，交付出版社，马瑞端终于看到了希望，笑问张大可：“老张，你是否可以歇歇了？”张大可笑答：“快了，到2025年司马迁2170周年诞辰，我卸任中国史记研究会会长，我就彻底休息。”

　　转战“六大史学名著”

　　张大可肯定无法履行对老伴的承诺。《史记疏证》只是他规划的“六大史学名著”工程中的一种，他心心念念的“六大史学名著”工程没有完成，他如何能停下来呢？

　　“六大史学名著”是指《左传》《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资治通鉴》这六部典籍。20世纪20年代，曾有学者给历史系本科生开列了《左传》《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资治通鉴》这六部书作为必读书目。20世纪50年代出版的高校历史系教学参考书《中国史学名著选》，也是这六部史籍的选本。张大可认为，这六部史籍可以称之为“六大史学名著”。在他看来，只有既记述历史事实又阐释历史过程的典籍，才是史学著作，仅记载历史事实的典籍实质上是文献典籍或资料汇编。刘知几在《史通》中主张历史要做到纯客观实录，不能有作者的思考，批评《史记》中的“太史公曰”为画蛇添足。而在张大可看来，正是因为有“太史公曰”，《史记》才称得上是史学著作。司马迁撰写《史记》的目的是“成一家之言”，“一家之言”就是司马迁对历史的思考。孔子作《春秋》，以一字褒贬使乱臣贼子惧，这就是孔子的“一家之言”。左丘明以史实解释《春秋》，《左传》是中国史学的萌芽。《左传》中的“君子曰”，启迪司马迁创作“太史公曰”。《史记》效《春秋》，不仅创立“太史公曰”，还“寓论断于序事之中”。《汉书》《后汉书》《三国志》以及《资治通鉴》均效仿《史记》，这四部书均有各自的“一家之言”，作者的史论贯穿全书。因此，《左传》《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资治通鉴》这六部书称得上是史学名著。

　　“六大史学名著”是中国传统史学中的经典，如何让经典“好读”？张大可希望通过“六大史学名著”工程解决这个问题，他把这个工程定义为“全新样式古籍整理”。就体例而言，这个工程包括六个方面：1.导读，全面评介典籍全书内容、创作主旨及价值、作者事迹等内容；2.篇前“题解”或“大事提要”。解读一篇之要旨或提示一卷之大事梗概；3.简注，即用白话文注说文本字、词、句的字面意义；4.语译，把文言文翻译成白话文；5.段意，置于篇中划分的结构段的注文之后，提示要点；6.点评，置于篇后，或点评历史人物，或介绍历史大事，或进行文学鉴赏。就样式而言，针对不同层次的读者，这个工程设计了四种样式：1.白话本。逐句“语译”，是新式古籍整理最基本的普及样式；2.文白对照本。在白话本上加入原典文本对照；3.新注本。有注无译的整理本；4.注译本。合新注本与白话本为一体。上述四种样式的解读，均包含“导读”“题解”“段意”“点评”等内容，在张大可看来，这就是“全新样式古籍整理”的亮点与特点。

　　张大可是个实干家，他的“全新样式古籍整理”是在《史记疏证》工程中总结出来的经验。在《史记疏证》有序推进的过程中，他就有计划地推出了四种《史记》整理本（《史记》白话本、《史记》文白对照本、《史记新注》、《史记全注全译》）和四种《资治通鉴》整理本（《资治通鉴》白话本、《资治通鉴》文白对照本、《资治通鉴新注》、《资治通鉴全注全译》）。张大可除独立完成《史记》《资治通鉴》整理之外，还作为“六大史学名著”丛书的主编，统筹《左传》《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四部名著的整理工作，如此繁重的工作对年富力强的中青年学者来说都是苦差事，年过八旬的张大可却甘之如饴。近年来，除了必要的学术活动，他足不出户，全身心投入六大史学名著的整理工作中。

　　大学时代“硬读”《史记》的经历，磨炼了张大可的意志，也让他清楚地知道，阅读史学名著有门槛，历史专业的大学生都不易读得懂，普通读者更是望而生畏。如何让史学名著“好读”，让年轻人能读得懂史学名著、爱上史学名著？这是张大可一直思考、努力实践的课题。司马迁将《史记》“藏之名山，副在京师”，等待后世知音与他产生共鸣，而张大可不仅自己要做司马迁的知音，还要让更多的人读得懂司马迁、读得懂六大史学名著。在张大可看来，这是他们这辈学人必须完成的学术使命。

　　《光明日报》（2024年07月29日 11版）

        （责编：星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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