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响乐《王羲之》“二改”专家修改会发言摘编
2021-01-26 16:18:36
来源:光明网-文艺评论频道
责任编辑:娜木拉
用交响乐传播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娜木拉(中央音乐学院附中校长、教授):
《王羲之》在西方交响乐的形式中加入中国民族器乐和人声元素,展现中华传统文化,塑造历史经典人物,使中西方元素充分融合,具有很高的思想性和观赏性,是一部富有高度创意的艺术力作。
为了帮助作品在艺术精品的道路上走得更高、更远,进一步传播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我提出四点建议供主创团队参考。第一,在乐曲的开始,乐队的音量和力度与竹笛的音量有所抗争,虽是两条主线,但竹笛的主线应更突出一些;第二,建议保留男中音版本,从表现历史人物形象的角度看,男中音有更贴近主人公的含义;第三,童声还要再加强,从演唱、咬字、发音、表演等方面再细化,歌词的抑扬顿挫、乐句诗句的段落都有提高的空间;第四,舞台大屏幕和节目册中建议增加英文注解,对节目册中的古诗词部分进一步细化、美化,更好地向外国观众展示中国文化,真正地走向世界舞台。
探索具有中国气质的交响乐创作
周湘林(上海音乐学院作曲系主任、教授):
《王羲之》是叶国辉教授近年来在音乐创作之路不断探索、总结、实践的重要成果之一,通过修改打磨,作品在交响乐的音乐结构、音乐语言等方面更加凝练,管弦乐队的配器以及舞台演奏、演唱方面均有较好的提高。
自中国第一部交响乐作品《怀旧》(1929)诞生以来,中国作曲家在交响乐创作领域不断探索,从全盘照搬、全面模仿和学习,到今天已初步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交响乐创作,整个探索过程充满艰辛和曲折。
叶国辉教授自其《晚秋》的创作开始,就有意识地注重中国特色的当代呈现,形成以“单音”构筑、缠绕式音型状态为主要特征的创作模式,形成了一定的个人风格。如何在音调、语言、神态等方面,通过恰当的交响语言准确展现中国气质、体现中国审美,不仅是《王羲之》需要进行不断的探索,也需要整个中国音乐界的孜孜追求。
平衡配器比例,改进扩音方式
于阳(上海音乐学院音乐工程系主任、教授):
《王羲之》用交响乐思维和语言展示中国传统文化,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在思想性和艺术性上都具有相当高度。经过“一改”,作品从表现形式、整体结构、音乐语言、个人风格表达等方面,均有整体性的提高。
为帮助《王羲之》进一步提高,不断接近经典,提两点修改建议:一是,在女高音独唱开始后的部分,乐队音响略显厚重,独唱部分不够清晰,建议在配器方面有所调整,对整体比例作平衡;二是,童声的扩音方式有待改进,现在的声音显得不够自然,在效果上与整体音响也有所脱节,没有充分融合,建议从技术上进行改进。
继续打磨提高,增强艺术感染力
杨小勇(浙江音乐学院教授):
《王羲之》是一部艺术价值很高的音乐作品,内涵丰富,气势宏大,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竹笛、童声和女高音的运用,构思巧妙,打动观众。从“一演”的整体效果看,作品完成度很高,但还是存在一些问题,需要在后续排演创作中继续打磨提高。
第一,女高音在张力、表现力、咬字以及对韵律的把握方面都非常准确,但声音相对较低,导致很多地方听不见歌词,尤其在唱到“仰观宇宙之大”时,问题比较明显,希望后续加强。第二,小女孩的童声演唱给人原始感,没有训练后的生硬感,让人听起来很舒服,但目前小女孩的话筒有些差异,可以调整一下,使话筒与人的结合更贴切。另外,小女孩在表演上还不够成熟,略显紧张,后面可以多给予指导和培养。
不断探索民族音乐与交响乐的融合
许舒亚(上海音乐学院教授):
《王羲之》“一演”很成功,无论是乐队、指挥的配合,还是竹笛、女高音、童声的表现,都很投入,对音乐的解释也非常清晰。就作曲而言,叶国辉教授的创作在国内显得较为独特,其本人对音程的设计非常专注,形成了一定的艺术个性。
从宏观的角度讲,交响乐的结构与使用话筒是中国音乐界长久以来的问题,《王羲之》的创作展演不可避免地面临这两大问题。在西方传统意义上,真正的交响乐并不采用话筒,但中国独特的民乐乐器、人声演唱等,由于自身特点无法脱离话筒,造成一种矛盾;在交响乐结构方面,西方以黄金分割点作为曲式结构的惯例,未必适合中国民族音乐的表达,尤其利用唱词形成一种结构时,因此,如何将民族音乐与交响乐更好地融合,需要包括《王羲之》在内的所有中国交响乐进行不断探索。另外,建议《王羲之》的演出时长缩短一些。
完善作品细节,打造经典力作
徐昌俊(天津音乐学院院长、教授):
交响乐《王羲之》采用现代作曲手法,将中国古代文人、文化与现代交响乐有机融合,将传统与现代有机融合,将东方元素与西方元素有机结合,是一部集思想性与艺术性于一体的优秀作品。
如何帮助《王羲之》不断修改完善,打造成为经典力作,提四点建议供主创参考。第一,目前竹笛的出场次数偏少,作用发挥得不够充分,希望后续多作加强;第二,在女高音的人声与音调的设计、节奏和韵律的处理等方面,显得有些拘谨,与整部交响乐乐队的手法相比过于保守;第三,在童声部分可以加入小提琴音乐作背景,解决扩音不准的问题,也可以在童声部分穿插器乐元素,使整个段落更吸引人;第四,女高音的语汇和乐队的语汇之间结合得不够自然,可以稍作调整。
展现“书圣”的豪放气质
汪湧豪(复旦大学教授):
《王羲之》的音乐结构在继承古典音乐均衡性特征的同时,又有一种跳动的、浪漫主义的色彩,富有浓郁的现代性。从题材的角度看,用音乐的艺术形式表现“书圣”王羲之的形象无法面面俱到,但王羲之潇洒、豪放的倨傲性格可以着重表现。
历史上,王羲之辞官后与道教的来往非常密切,同时道教作为中国本土化的宗教,历史源远流长,具有鲜明的中国传统文化特色,如果可以在交响乐中适当地融入道教音乐的元素,既体现出王羲之与道教的关系,也使作品更具中国传统文化特点。另外,向主创推荐一本研究王羲之的著作《迈世之风:有关王羲之资料与人物的综合研究》(祁小春著)。该著作资料丰富,考证兼具论述,对“王羲之”的主题创作或许有所裨益。
赋予更多象征意义,提升作品民族化表达
罗怀臻(上海市剧本创造中心艺术总监、一级编剧):
从整体来看,《王羲之》有三点独特之处:第一,在音乐作品的文学性方面,可以感受到作曲家对生命的回顾,有平淡,有自由精神的张扬,也有对飘逸的向往;第二,《王羲之》是在新时代特征、新时代审美的时代风气下产生的作品,不同于过去技巧性的创新,而是整体性的创新,这种创新也是对个体生命的体验和民族文化的回顾;第三,在民族化审美表达的把握上,《王羲之》处理得十分恰当,将经典性和民族性、规范性和个别性进行了有机结合。
除此之外,希望作品在民族化、个性化表达等方面可以进一步提高,比如为竹笛、女高音、童声等元素加入象征意义,提高交响乐的整体表现力,使其成为作品深层的一部分。
增加新媒体技术,传播好中国文化
黄志鹏(人民音乐出版社电子音像中心主任、编审):
作品主题鲜明,立意甚高,作曲家以历史人物王羲之为表现对象进行创作,具有非常高的思想性和艺术性。现场演出也具有良好的观赏性,演出形态丰富,呈现到位,但多媒体的使用略显不足,不利于唱词的呈现,也不利于现场观众的理解和接受,希望在多媒体技术上,可以更多地使用视觉媒体的介入,增加视觉维度对乐曲的辅助作用。
此外,从文化传播的角度提两点建议。一是在声部方面,建议进一步重视独奏、独唱声部与乐队的平衡,更有利于录音的固定及艺术化再现,帮助作品更大范围地传播;二是在宣传文稿方面,建议处理得更精炼、抽象,同时对文言文部分适当添加注释,帮助国外观众阅读和理解作品,进一步了解中国传统文化。
重视宣传推广,继续完善作品
方鸣(原南京军区前线文工团团长、一级作曲):
《王羲之》是一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具有中国风格与中国气派的作品,在艺术呈现上创作手段高超、逻辑缜密、音响丰富,从作品中听到了空与满、浓与淡、简与繁、纵与横的对立统一,听到了中西方文化的融会贯通。
首先,好作品应该更好地宣传和推广。因此,建议作品在后续增加推广面,不要集中在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展演,尽可能地向其他城市作宣传和推广,增加作品知名度;同时,也应当重视录音发行专辑等传播方式,进一步扩大作品的推广范围。其次,在作品的修改上需要慎重,修改之处要与作品的整体气质相适应,目前建议在后面女声出场之处,在乐队配器上稍加删减,继续完善。
在交响中增加诗意,在演出中突出人声
张小夫(中央音乐学院教授):
从技术层面,作品《王羲之》可以简单总结为24个字:主题清晰、展开有序、配器精良、层次鲜明、音响丰富、结构完整。从艺术表达层面,交响乐改为交响诗更接近作品想要表达的思想内涵,也符合交响音乐本身的结构性。
从作品目前的完成度来讲,有两点修改建议仅供主创团队参考:第一,《王羲之》作为作品的名字过于具象,可以考虑以与“兰亭”相关的名字来塑造王羲之的人物形象,比如《兰亭抒怀》《兰亭狂想》等。第二,作品改为交响诗,更符合作品的体量与文化定位,但目前交响足够,诗意还有所欠缺,后续在诗词和音响上可以考虑增加一些诗意、诗性、诗化的元素,营造更多的温度感。第三,竹笛、童声、女高音三者为作品增色不少,但是从视觉形象上也增加了人物进出的过程,吸引了观众的注意力,易造成视觉上的分神,建议把小女孩的形象录下来放置于观众席中,将竹笛放在乐队中,重点突出女高音的人声。
淡化“武曲”表达,追求书法神韵
卞祖善(中央芭蕾舞团原首席指挥、一级指挥):
交响乐《王羲之》以管弦乐、竹笛、女高音、童声为载体,将琴曲《流觞》《酒狂》《墨池记》从形态到精神树立了“书圣”王羲之的形象,展现了东方文化、东方文明的神韵与魅力。
在作品的后续打磨上有三点建议:第一,人声部分以女高音演唱可以着重表现情景,如《曲水流觞》,以男声演唱可以更突出王羲之的形象;如果童声以男孩演唱,可以使王羲之童年的形象更鲜明生动,都可以尝试。第二,作品风格应是“文曲”,“武曲”的章节要淡化,在疏与密、弱与强、轻与重的关系上,作品应当重点调整后者,目前作品的技术手段很丰富,宁可做减法,不要做加法。第三,“永字八法”与《兰亭序》中二十一个“之”字笔法,可以通过三次五度叠置,点描不同的节奏来区分音色,呈现书法的神韵,并形成文化符号的同构。
(光明网记者张义文采访整理)
娜木拉(中央音乐学院附中校长、教授):
《王羲之》在西方交响乐的形式中加入中国民族器乐和人声元素,展现中华传统文化,塑造历史经典人物,使中西方元素充分融合,具有很高的思想性和观赏性,是一部富有高度创意的艺术力作。
为了帮助作品在艺术精品的道路上走得更高、更远,进一步传播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我提出四点建议供主创团队参考。第一,在乐曲的开始,乐队的音量和力度与竹笛的音量有所抗争,虽是两条主线,但竹笛的主线应更突出一些;第二,建议保留男中音版本,从表现历史人物形象的角度看,男中音有更贴近主人公的含义;第三,童声还要再加强,从演唱、咬字、发音、表演等方面再细化,歌词的抑扬顿挫、乐句诗句的段落都有提高的空间;第四,舞台大屏幕和节目册中建议增加英文注解,对节目册中的古诗词部分进一步细化、美化,更好地向外国观众展示中国文化,真正地走向世界舞台。
探索具有中国气质的交响乐创作
周湘林(上海音乐学院作曲系主任、教授):
《王羲之》是叶国辉教授近年来在音乐创作之路不断探索、总结、实践的重要成果之一,通过修改打磨,作品在交响乐的音乐结构、音乐语言等方面更加凝练,管弦乐队的配器以及舞台演奏、演唱方面均有较好的提高。
自中国第一部交响乐作品《怀旧》(1929)诞生以来,中国作曲家在交响乐创作领域不断探索,从全盘照搬、全面模仿和学习,到今天已初步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交响乐创作,整个探索过程充满艰辛和曲折。
叶国辉教授自其《晚秋》的创作开始,就有意识地注重中国特色的当代呈现,形成以“单音”构筑、缠绕式音型状态为主要特征的创作模式,形成了一定的个人风格。如何在音调、语言、神态等方面,通过恰当的交响语言准确展现中国气质、体现中国审美,不仅是《王羲之》需要进行不断的探索,也需要整个中国音乐界的孜孜追求。
平衡配器比例,改进扩音方式
于阳(上海音乐学院音乐工程系主任、教授):
《王羲之》用交响乐思维和语言展示中国传统文化,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在思想性和艺术性上都具有相当高度。经过“一改”,作品从表现形式、整体结构、音乐语言、个人风格表达等方面,均有整体性的提高。
为帮助《王羲之》进一步提高,不断接近经典,提两点修改建议:一是,在女高音独唱开始后的部分,乐队音响略显厚重,独唱部分不够清晰,建议在配器方面有所调整,对整体比例作平衡;二是,童声的扩音方式有待改进,现在的声音显得不够自然,在效果上与整体音响也有所脱节,没有充分融合,建议从技术上进行改进。
继续打磨提高,增强艺术感染力
杨小勇(浙江音乐学院教授):
《王羲之》是一部艺术价值很高的音乐作品,内涵丰富,气势宏大,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竹笛、童声和女高音的运用,构思巧妙,打动观众。从“一演”的整体效果看,作品完成度很高,但还是存在一些问题,需要在后续排演创作中继续打磨提高。
第一,女高音在张力、表现力、咬字以及对韵律的把握方面都非常准确,但声音相对较低,导致很多地方听不见歌词,尤其在唱到“仰观宇宙之大”时,问题比较明显,希望后续加强。第二,小女孩的童声演唱给人原始感,没有训练后的生硬感,让人听起来很舒服,但目前小女孩的话筒有些差异,可以调整一下,使话筒与人的结合更贴切。另外,小女孩在表演上还不够成熟,略显紧张,后面可以多给予指导和培养。
不断探索民族音乐与交响乐的融合
许舒亚(上海音乐学院教授):
《王羲之》“一演”很成功,无论是乐队、指挥的配合,还是竹笛、女高音、童声的表现,都很投入,对音乐的解释也非常清晰。就作曲而言,叶国辉教授的创作在国内显得较为独特,其本人对音程的设计非常专注,形成了一定的艺术个性。
从宏观的角度讲,交响乐的结构与使用话筒是中国音乐界长久以来的问题,《王羲之》的创作展演不可避免地面临这两大问题。在西方传统意义上,真正的交响乐并不采用话筒,但中国独特的民乐乐器、人声演唱等,由于自身特点无法脱离话筒,造成一种矛盾;在交响乐结构方面,西方以黄金分割点作为曲式结构的惯例,未必适合中国民族音乐的表达,尤其利用唱词形成一种结构时,因此,如何将民族音乐与交响乐更好地融合,需要包括《王羲之》在内的所有中国交响乐进行不断探索。另外,建议《王羲之》的演出时长缩短一些。
完善作品细节,打造经典力作
徐昌俊(天津音乐学院院长、教授):
交响乐《王羲之》采用现代作曲手法,将中国古代文人、文化与现代交响乐有机融合,将传统与现代有机融合,将东方元素与西方元素有机结合,是一部集思想性与艺术性于一体的优秀作品。
如何帮助《王羲之》不断修改完善,打造成为经典力作,提四点建议供主创参考。第一,目前竹笛的出场次数偏少,作用发挥得不够充分,希望后续多作加强;第二,在女高音的人声与音调的设计、节奏和韵律的处理等方面,显得有些拘谨,与整部交响乐乐队的手法相比过于保守;第三,在童声部分可以加入小提琴音乐作背景,解决扩音不准的问题,也可以在童声部分穿插器乐元素,使整个段落更吸引人;第四,女高音的语汇和乐队的语汇之间结合得不够自然,可以稍作调整。
展现“书圣”的豪放气质
汪湧豪(复旦大学教授):
《王羲之》的音乐结构在继承古典音乐均衡性特征的同时,又有一种跳动的、浪漫主义的色彩,富有浓郁的现代性。从题材的角度看,用音乐的艺术形式表现“书圣”王羲之的形象无法面面俱到,但王羲之潇洒、豪放的倨傲性格可以着重表现。
历史上,王羲之辞官后与道教的来往非常密切,同时道教作为中国本土化的宗教,历史源远流长,具有鲜明的中国传统文化特色,如果可以在交响乐中适当地融入道教音乐的元素,既体现出王羲之与道教的关系,也使作品更具中国传统文化特点。另外,向主创推荐一本研究王羲之的著作《迈世之风:有关王羲之资料与人物的综合研究》(祁小春著)。该著作资料丰富,考证兼具论述,对“王羲之”的主题创作或许有所裨益。
赋予更多象征意义,提升作品民族化表达
罗怀臻(上海市剧本创造中心艺术总监、一级编剧):
从整体来看,《王羲之》有三点独特之处:第一,在音乐作品的文学性方面,可以感受到作曲家对生命的回顾,有平淡,有自由精神的张扬,也有对飘逸的向往;第二,《王羲之》是在新时代特征、新时代审美的时代风气下产生的作品,不同于过去技巧性的创新,而是整体性的创新,这种创新也是对个体生命的体验和民族文化的回顾;第三,在民族化审美表达的把握上,《王羲之》处理得十分恰当,将经典性和民族性、规范性和个别性进行了有机结合。
除此之外,希望作品在民族化、个性化表达等方面可以进一步提高,比如为竹笛、女高音、童声等元素加入象征意义,提高交响乐的整体表现力,使其成为作品深层的一部分。
增加新媒体技术,传播好中国文化
黄志鹏(人民音乐出版社电子音像中心主任、编审):
作品主题鲜明,立意甚高,作曲家以历史人物王羲之为表现对象进行创作,具有非常高的思想性和艺术性。现场演出也具有良好的观赏性,演出形态丰富,呈现到位,但多媒体的使用略显不足,不利于唱词的呈现,也不利于现场观众的理解和接受,希望在多媒体技术上,可以更多地使用视觉媒体的介入,增加视觉维度对乐曲的辅助作用。
此外,从文化传播的角度提两点建议。一是在声部方面,建议进一步重视独奏、独唱声部与乐队的平衡,更有利于录音的固定及艺术化再现,帮助作品更大范围地传播;二是在宣传文稿方面,建议处理得更精炼、抽象,同时对文言文部分适当添加注释,帮助国外观众阅读和理解作品,进一步了解中国传统文化。
重视宣传推广,继续完善作品
方鸣(原南京军区前线文工团团长、一级作曲):
《王羲之》是一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具有中国风格与中国气派的作品,在艺术呈现上创作手段高超、逻辑缜密、音响丰富,从作品中听到了空与满、浓与淡、简与繁、纵与横的对立统一,听到了中西方文化的融会贯通。
首先,好作品应该更好地宣传和推广。因此,建议作品在后续增加推广面,不要集中在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展演,尽可能地向其他城市作宣传和推广,增加作品知名度;同时,也应当重视录音发行专辑等传播方式,进一步扩大作品的推广范围。其次,在作品的修改上需要慎重,修改之处要与作品的整体气质相适应,目前建议在后面女声出场之处,在乐队配器上稍加删减,继续完善。
在交响中增加诗意,在演出中突出人声
张小夫(中央音乐学院教授):
从技术层面,作品《王羲之》可以简单总结为24个字:主题清晰、展开有序、配器精良、层次鲜明、音响丰富、结构完整。从艺术表达层面,交响乐改为交响诗更接近作品想要表达的思想内涵,也符合交响音乐本身的结构性。
从作品目前的完成度来讲,有两点修改建议仅供主创团队参考:第一,《王羲之》作为作品的名字过于具象,可以考虑以与“兰亭”相关的名字来塑造王羲之的人物形象,比如《兰亭抒怀》《兰亭狂想》等。第二,作品改为交响诗,更符合作品的体量与文化定位,但目前交响足够,诗意还有所欠缺,后续在诗词和音响上可以考虑增加一些诗意、诗性、诗化的元素,营造更多的温度感。第三,竹笛、童声、女高音三者为作品增色不少,但是从视觉形象上也增加了人物进出的过程,吸引了观众的注意力,易造成视觉上的分神,建议把小女孩的形象录下来放置于观众席中,将竹笛放在乐队中,重点突出女高音的人声。
淡化“武曲”表达,追求书法神韵
卞祖善(中央芭蕾舞团原首席指挥、一级指挥):
交响乐《王羲之》以管弦乐、竹笛、女高音、童声为载体,将琴曲《流觞》《酒狂》《墨池记》从形态到精神树立了“书圣”王羲之的形象,展现了东方文化、东方文明的神韵与魅力。
在作品的后续打磨上有三点建议:第一,人声部分以女高音演唱可以着重表现情景,如《曲水流觞》,以男声演唱可以更突出王羲之的形象;如果童声以男孩演唱,可以使王羲之童年的形象更鲜明生动,都可以尝试。第二,作品风格应是“文曲”,“武曲”的章节要淡化,在疏与密、弱与强、轻与重的关系上,作品应当重点调整后者,目前作品的技术手段很丰富,宁可做减法,不要做加法。第三,“永字八法”与《兰亭序》中二十一个“之”字笔法,可以通过三次五度叠置,点描不同的节奏来区分音色,呈现书法的神韵,并形成文化符号的同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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