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视作品中的科学狂想

2020-09-01 14:34:30 来源：光明网-文艺评论频道 责任编辑：于歌子以真实的名义拥抱你 ——影视作品中的科学狂想 　　作者

　　作者：于歌子
　　近日，脑机接口初创公司Neuralink的领导者埃隆·马斯克，向全世界展示了该公司的最新科技项目：在猪脑中植入脑机芯片，从而预测和改善活猪的身体状态。这是人类向虚拟空间迈出的艰险而神秘的一步。脑机设备的研制将走向何方，某种程度上也决定着人类未来的发展方向。马斯克的举措面临着社会各界的诸多争议，但在这些激烈争辩的声音中，“赛博化（即网络空间中的虚拟现实）生存”的时代似乎已经触手可及——如何面对这个人机关系异常紧密的时代、如何处理人类与机器之间的关系，成为摆在人类面前的重要问题。 　　拍摄于1999—2003年的《黑客帝国》系列影片，将“赛博空间社会中的人机关系”这一宏大命题进行了高度概括和精准提炼。它以颇具宗教意味的宏观视角，讲述了人类在数字时代如何生存、如何与先进机器形态沟通和解的一段科幻史诗。近日，《黑客帝国》在北京国际电影节重映，距离该系列首部上映已过去21年。当年这一经典科幻系列以其蕴含的深刻哲理和有关人机关系的前瞻性思考，曾引发无数讨论和关注。在科技水平愈见发达的当下，其思想哲理历久弥新，擦去时光的风霜浮尘，绽放出更为恒久的理性光芒。借《黑客帝国》重映之机，我们也得以从如今的科技发展背景出发，以《黑客帝国》中的科技预想为线索，回顾电影史上有关人类与科技之间的种种故事，探查这些科幻作品中人类命运的纷杂路向。
　　虽然赛博化空间的场域边界问题及相关争议在21世纪10年代才逐步显现，但从宏观意义上考察，人类历史上由科技进步带来的各类生存危机和伦理悖论，才是现今社会对于虚拟空间研究的恐惧来源。有关人类与科技之间关系的讨论自电影诞生时期即已开始，早期科幻影片如《弗兰肯斯坦》（1931）关注科技创造的智慧生物及其伦理问题，《大都会》（1927）对未来社会做出反乌托邦式的讽刺幻想，《奇爱博士》（1964）直面冷战时代对于核弹的极度恐惧意识。在20世纪70年代前的科幻影片中，机器以扭曲、恐怖、冰冷的形象，与20世纪初以来的世界大战和冷战危机相关联，作为“战争”与“毁灭”的符号存在于大银幕中。
　　直至《星球大战》（1977—2019）、《星际迷航》（1979—2016）等太空歌剧电影系列让观众感受到了机器助力人类追求自我、实现梦想的强大功用，机器与人的关系才有了一定程度的缓和。这种转变也与美苏冷战的背景相关：两国在20世纪50年代后逐步开始太空军备竞赛，客观上刺激了人类航天科技的发展。载人航天、登月计划等科技项目的实施，使人类在长期紧张的对峙局面中看到科技的另一种可能性——一种使人类迈出地球、获取更多生机与希望的可能。《回到未来》系列影片，以较为轻松的叙事风格描绘了机器对于人类社会的强大助力作用，也是对人机关系的态度较为积极的电影作品。 　　但随着计算机技术和脑电波研究的不断进步，对于人工智能的恐惧于80年代末开始在西方世界弥散，科幻电影中有关人机关系的负面描写也开始增加。在80年代末至21世纪初的科幻电影中，机器与人类的关系变得暧昧复杂，机器作为“人”的形象出现使人类与机器间的界限也变得模糊。这些影片经常借由机器引发的灾难性的毁灭事件，暗喻人类无法控制科技的力量甚至被科技反噬，充满悲观主义的论调。
　　詹姆斯·卡梅隆是坚定抱持这种悲观主义的电影作者，讽刺的是，他也是全世界最注重电影技术创新的导演之一。在他的作品中，对于科技的恐慌与焦虑是一以贯之的母题，无论是在《终结者》系列（1984—2019）、《泰坦尼克号》（1997）还是在《阿凡达》（2009）等影片中，机器作为科技高度发达的产物，时常以毁灭者的姿态降临人类世界。这些影片，讽刺了人类对科技创造力的自豪感与对待自然的傲慢态度。也许正因卡梅隆本人对电脑特技领域的深刻理解，才使他对科技的强大力量产生畏惧。
　　21世纪初，大多数科幻电影的导演如同卡梅隆一样，以复杂又满怀悲观的视点观察着科技为人类社会带来的种种变化。尼尔·布洛姆坎普的《第九区》（2009）、《极乐空间》（2013）、《超能查派》（2015）从外星科技、环保科技和人工智能等三个方面质询当代科技的发展路向，《西蒙妮》（2002）、《机械姬》（2014）则探查机械生命体对人类伦理的巨大冲击力。Netflix出品的动画系列短片《爱，死亡，机器人》（2019）、真人电视剧集《黑镜》（2011—2019），HBO公司出品的电视剧集《西部世界》（2016—2020）以及Quantic Dream公司出品的交互游戏《底特律：成为人类》（2018）勾勒出人类未来机械化、赛博化的生存景象。这种人机共存的生存关系在21世纪10年代愈见成型，也印证了《黑客帝国》对于未来世界预言式的想象。 　　《黑客帝国》系列的特殊地位在于，早在1999年便基于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做出了前卫而大胆的预测，即：人类是否可以生存于虚拟世界之中，而虚拟世界与现实世界之间存在何种联系？在《黑客帝国》首映之时，这些假设还仅限于幻想，但当二十多年过去，这部影片中设想的虚拟世界，正在一步步向我们走来。
　　“赛博化生存”不再是遥不可及的乌托邦，“赛博化社会”及其衍生的人机关系引起人们更广泛的关注，众多的电影作品对此类议题开始表现出丰富的探索路向。令人振奋的是，如今虽然对“赛博化生存”抱持悲观态度，苦思冥想而不得出路的各类文艺作品层出不穷，当年的沃卓斯基兄弟导演则选择在“赛博化生存”的终点展开叙事，以一个完整而又开放的史诗故事给定矛盾的解决之道——如片尾存活下来的锡安人民一样，放下恐惧，跳出二元对立的矛盾空间，远离迷醉和虚妄，在追求真实的道路上与机器生命和谐地共存于世。随着科技的飞跃发展，电影领域对数字化生存的探讨更加丰富，《黑客帝国》中的乐观态度有了更多的同道者：吕克贝松导演的《超体》（2014）、斯皮尔伯格导演的《头号玩家》（2018）分别从微观和宏观层面论证了数字空间中人类的生存希望及人机共存的可能。
　　如今在脑机技术取得重大突破、人类生存方式面临巨大挑战的节点，重温《黑客帝国》系列及其他有关人机关系的影视作品时可以发现，这些作品对人类的未来命运具有切实的启示意义和借鉴价值：人类的生命之所以具有意义，是因为扎根于真实世界并追寻无限的可能性，不断创造出人类社会的奇迹。只有以追求真实的信念，拥抱科技的伟力，才能无所畏惧地走入属于人类自己的彼方。
　　（作者系深圳大学艺术学部戏剧影视学院表演系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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