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家长最焦虑的问题 都在这些纪录片里

2019-10-18 16:53:02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 责任编辑：刘远航

　　纪录片里的教育焦虑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刘远航
　　昊天选择回到国内的教育体制内，专心准备中考。嘉阳读的是国际学校，决定申请日本的高中。柔柔很有艺术天分，被美国的普渡大学录取。亦洋喜欢橄榄球，希望以后在中国推广这项运动。他们都有光明的前途。
　　这些城市里的孩子大多出生于2001年，也就是全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开始的那一年。他们在同一所幼儿园成为同学，而后开始分流，进入到不同的教育赛道。和许多城市家庭里的孩子一样，他们有了不止高考一种选择，在更开放的未来图景和更迫近的社会焦虑之间，寻找自己的人生航向。
　　2006年，张同道的团队对幼儿园里的这些孩子开始了长达12年的跟踪拍摄。他是一名纪录片导演，也是北京师范大学纪录片专业的教授。“事实上，零零后的差异性大于他们的一致性，东部和西部，城市和乡村，很不平衡。但反过来说，每个个体都有时代的DNA。”张同道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从2009年到2017年，张同道的团队根据这些孩子不同阶段的成长故事，分别制作了《小人国》《成长的秘密》和《零零后》等多部纪录片，在央视播出，均取得了高口碑，豆瓣评分全部在8.0以上。此后，张同道将柔柔和亦洋的故事单独拎出来，制作成题为《零零后》的纪录电影，这部影片于今年9月上映。
　　事实上，不只是张同道的作品，近年来的许多纪录片都将镜头对准了孩童，以及背后折射的教育体制和阶层状况。早在2005年，导演周浩就拍摄了纪录片《高三》，反映的是福建一所中学里紧张的高三生活。2015年的系列纪录片《高考》里，展示了超级中学里的考试拼杀，以及大都市里的留学热潮。
　　十年过去，教育资源的差异越来越大，它作为社会资源的一种，让身处阶层焦虑阴影下的中国家长们整日惶恐，教育改革解决了一部分痼疾，却又滋生出新的症候。纪录片凭借真实的属性，成为回应这些社会问题和展示教育焦虑的窗口。
　　起跑线外的家长们
　　新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对于中国的社会阶层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根据著名社会学学者李强的研究，从2000年到2010年，城市里的社会中层比例增长了8.29%。他们有时候被称作中产阶级，尽管很多人对这个称谓并不认同。相比于在上世纪90年代先富起来的一批人，这些新兴的中等收入群体更看重教育。
　　然而，这十年里，教育状况同样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高校扩招让文凭不再是一朝改变命运的金钥匙，社会竞争更加激烈，与之对应的是社会保障制度有待健全的现实。很多中产家庭的父母相信，只有让孩子上到更好的大学，找到更好的工作，才能避免落于人后，甚至是阶层下沉。
　　在张同道的镜头里，那些快乐或者迷茫的孩子背后，常常可以看到他们父母的身影。他们虽然焦虑，但观念相对开放，将自己的孩子送进了巴学园——一所有着先进理念的幼儿园，崇尚天性和自然，名字来自日本作家黑柳彻子的代表作《窗边的小豆豆》。里面可以看到孩子王和小公主，也有捣蛋鬼和探险家。
　　进入到小学阶段，大多数孩童进入公立学校。烦恼与压力开始出现，幼年的欢乐被作业所取代。当孩子们抽空到朋友家里玩的时候，随行的父母也和对方的家长在一起闲聊，讨论孩子的教育问题。
　　男孩或或的妈妈就说，一开始觉得孩子自己学，培养学习习惯最重要，后来发现根本不行，父母必须使劲，特别多的例子证明，都是父母在后面发力。女孩萌萌的妈妈说，上了巴学园，知道应试教育的很多东西不适合孩子，但是既然小学又回到了这个体制内，还是得走这条路。
　　小升初被这些家长们认为是教育长跑中的第一道关卡，在他们看来，重点中学聚集了更好的教育资源，也就有可能导向排名更靠前的大学，待遇更优渥的工作，甚至是更安稳的一生。
　　有时候，分歧也出现在家庭内部，父母在素质和应试之间纠结。最终，兴趣往往让位给了英语和奥数。张同道的纪录片里，女孩萌萌的爸爸表示，初中“点招”很重要的依据就是奥数成绩，就算小升初最后用不上，对于以后的高考也很有帮助。女孩柔柔的爸爸同样焦虑，最后给孩子报了奥数的“蹲坑班”。
　　“在中国，素质教育的概念几乎变成了一个伪命题。可能是功利心理的驱动，影响了大家对教育的理解，评价标准过于单一，甚至把教育和考试等同起来。很多家长以工作为导向，并将他们的焦虑延伸到中小学，甚至是幼儿园。”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焦虑的两端
　　2015年，央视推出了系列纪录片《高考》，记录了高考“工厂”里的众生相。位于安徽六安的毛坦厂中学，是当地县城的经济支柱。职业的陪读家长造就了一系列的需求和机会，也是中国式焦虑的极端写照。一位父亲为了陪读，关停了自己的工厂，在学校里当起了保安队长。
　　在毛坦厂中学，学校专门请来医生，指导女生如何调整经期，避免在高考的时候受到生理问题的影响。每一次模拟考试，都意味着一些人的欢喜，和另一些人的痛哭。教室里都配备了监控，班主任设立种种禁区，严格约束着学生的课堂行为，双方在摄像头的两边斗智斗勇。那些被压抑的部分通过更隐秘的方式得到释放。
　　但对于城市中产家庭来说，高考已经不再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他们有了更多的选择，可以在初中毕业的时候就把孩子送出国。留学越来越低龄化。在电影《零零后》中，柔柔高中阶段直接去了美国，她终于可以脱离那套痛苦的评价体制，艺术天赋让她在国外的课堂上有充分的展示机会。
　　但另一方面，新的问题仍然存在，比如文化差异。柔柔在课堂内外受到同学和朋友的欢迎，却跟自己的住宿家庭有着无法调节的矛盾，只能不断更换住处。
　　对于选择出国的学生来说，文化差异是必须面对的问题。系列纪录片《高考》就呈现了留学热潮背后的冲突。周成刚当时是新东方留学业务的负责人，跟很多家长接触过。中国家长喜欢跟孩子共同承担，一人高考，全家出动，也容易因此焦虑。美国父母则倾向于放手，让孩子自己面对。
　　选择出国的学生对于世界和未来有着更加多元的视野。《零零后》中，亦洋很早就接触到了橄榄球，成为狂热的爱好者，后来有机会参加国家队，跟来自美国的同年龄段队伍进行抗衡。这几乎改变了他的生活。在应试教育的体制中，他是那个屡屡被老师强调纪律的后进生，但在橄榄球的世界里，他是绝对的强者。
　　对于出国的学生来说，这种转变更加直接。纪录片《高考》里，镜头拍摄了一所位于北京昌平区的国际学校，这里的学生们很早就开始接触英语和外国文化，全力备战托福、SAT和AP课程。语文课一直处于尴尬的位置，因为跟出国考试的分数没有直接的关联，成为了无关痛痒的边角料。
　　语文老师王先意决定开设一门国学课，但来上课的学生只有个位数。这是他所焦虑的事情，但他无力改变这种状况。
　　被选择与被忽视的
　　通过纪录片，不同的社会侧面都被纳入到镜头中来，焦虑的家长，出谋划策的中介机构，严厉或是落魄的老师。纪录片《高考》通过对县城高考工厂与都市留学热潮的对照，呈现出时代的一个横切面。
　　不同于国内的情况，国外的大学没有把考试成绩当作几乎唯一的依据，同时看重学生的个人素质与社会实践。因此，很多家长和学生在努力考取SAT高分的同时，想办法丰富自己的履历。
　　纪录片里，云昊准备申请出国留学，在留学中介的建议下，云昊决定跟同学一起，联系到打工子弟学校，希望可以组织一场演讲比赛。时至期末，在破旧的教室，忙于考试的学生们对云昊在台上的提议无动于衷。这几乎是两个平行的世界。
　　张同道跟《高考》的导演史岩和贾丁有过交流，但他选择了不同的方式。纪录片的镜头在展现社会焦虑和阶层状况的同时，也保存了那些教育过程中被忽略的成长密码，对于张同道这样长年追踪拍摄的方式而言，尤其如此。
　　张同道拍摄的孩子中，有一个叫一一的女孩。在幼儿园的时候，她经常独自待着，一个人玩沙子，一个人吃饭。周围的大人问她为什么不跟大家待在一起，她说，每个人有自己的选择。
　　后来回看过去的影像，已经回归“正常”的一一也惊讶于自己年幼时的特立独行。要知道，在中国的传统教育体制里，这并不是一种被认可和鼓励的价值。
　　独立纪录片导演蒋能杰长期关注乡村教育和留守儿童，他的镜头里，是很少被主流话语关注的村镇，是几乎没有修饰的粗砺现实。这是一个无法用焦虑来形容的世界，教育常常处于无法安放的位置。
　　比如去城里打工的父母和长期留守的孩子，比如建于上世纪60年代的破败校舍。代课教师待遇不好，最后选择离开。终于盖好的教学楼出现了质量问题。从2009年开始，他长期跟踪拍摄老家所在的小学，有两个家庭的孩子一直拍到了现在。
　　和张同道一样，蒋能杰很少进入镜头，但也有时候，他会问面前的孩子，以后的梦想是什么，最常见的回答是去城里打工。
　　十年过去了，说起当地教育的变化，蒋能杰表示，硬件条件的确有所改善，但核心的问题并没有多少变化。“村里出不了大学生，读高中的都是少数，觉得读书没什么用，教育经常处于被放弃的状态。”蒋能杰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中国新闻周刊》2019年第3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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