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撞死了一只羊》：民族电影领域中的突破之作

  作者：周倩闻 丁珊珊

　　由万玛才旦执导、王家卫监制的电影《撞死了一只羊》，在2018年9月4日首映于威尼斯电影节并获得地平线单元最佳剧本奖项。本片宛如一则古老而精悍的寓言，把对于轮回、救赎、施舍、放下的思考包裹在藏族文化的外壳中。如导演自己所述，这部电影不仅仅是对宽泛意义上藏族文化表征的叙述，而且更聚焦于藏族人民个体觉醒和族群希望的表达。

　　导演以克制简洁的电影语言讲述了司机金巴和杀手金巴的故事：在路上撞死了一只羊的司机金巴将羊送去寺庙为其超度并施以天葬，同时遇到了想为父报仇的杀手金巴，杀手金巴找到了仇人却没有完成复仇，最后以司机金巴在梦中为杀手金巴报仇作结。本片没有刻意营造宏大广阔的叙事背景，而是以具象写实的方式来趋近故事人物的精神气质。从4：3的电影画幅，节制的色彩运用，到粗粝洗练的摄影表达，都给以观众仿佛在品鉴上世纪九十年代老电影的独特观感。

　　在神秘的藏族文化背景下，这一复古基调的设定为影片诠释的佛教意蕴和价值体悟提供了合法性，本片对“轮回、救赎、施舍”的佛教信仰之释随处可见。“金巴”在藏语中含有“施舍”之意，司机金巴卡车上挂着一面是自己心爱的女儿照片、另一面是信奉的活佛的符等等，都指向了司机金巴的佛教徒和施舍者身份。因此影片中他为不慎撞死的羊超度、向遇到的乞丐施以善意、主动让杀手金巴搭车，乃至后来寻找杀手金巴，想制止他，都表现了司机金巴本质的善和对宿命轮回的坚定信仰，并以追求完整和圆满作为人生注脚。但影片并没有通篇勾勒圆满的轮回形态，而是从中撕开了一道口子，直指现实层面的矛盾：当杀手金巴看到仇人的儿子，醒悟过来如果他选择报仇，来日仇人的儿子必然也会找自己报仇，而导致循环往复没有结点的仇恨。由此提出了在面对这一窘境时的解决方案——放下，以寻找自我内心的圆满自足为终点。杀手金巴选择放下，但这一缺口并没有就此填满：他破坏了康巴藏族“有仇必报”的传统。影片借司机金巴在梦中替杀手金巴完成复仇的巧思来弥补缺憾，司机金巴拿下墨镜便是人物内心外化的表征，隐喻着故事最终圆满的结局。

　　此外，从人物关系看，司机金巴和杀手金巴之间的宿命感可见一斑。从司机和杀手在画面中出现时各自一半的脸，两人名字相同且都是活佛所起的巧合，到两人在茶馆中坐在相同的位置、看到相同的风景、听到茶馆其他客人相同谈话的情节，都有意将两者的命运无形联结。这不禁让人犹疑：金巴是否就是同一个人？而在同一宿命中两人又存在无声的对峙与冲突：外形上杀手羸弱和司机粗犷的反差，杀手复仇和司机救赎的对比，以及在茶馆点的相反的酒菜等等，又使刚刚的疑问变得模糊。影片从这些有意而为的情节设置表现出了荒诞的后现代主义风格，并通过色彩的差别来区分影片中的现实、回忆与想象，使观众从对现实物象的描摹中却恍惚进入了幻象与梦境里。如此，结尾处那句藏族谚语——“如果我告诉你我的梦，也许你会遗忘它；如果我让你进入我的梦，那也会成为你的梦”便能得以解释，它让观众游离于现实与梦境之中，留置了一个开放式的解读空间，犹如司机金巴和杀手金巴的镜像表演，他们从对方中看到自己，观众也可以由此来照见自身。

　　综观本片，可以看到与其他藏族电影不同的是，本片从民族化叙事向个人化叙事转变，避开了对西藏风光的奇观描摹，有意将故事本体弱化，更强调人物的情感和内心。电影中公路、地平线、秃鹫的意象和黑白、彩色、金黄的搭配都呈现出原生态的藏族景象，通过将藏族文化从神秘的话语体系中剥离出来，有意图地驱散观众对藏族景观的猎奇之心。试图构建平等的对话来让观众接触到一个更真实和传统的藏地文化，环境只作为推进叙事的存在，以促使观众更好地沉浸于故事之中。而电影中刻意将故事情节打碎，并采用现实与梦境相互穿插的碎片式叙事又更进一步地将观众与人物的距离拉近，使观众能切身进入到人物的意识中来感受心理变化的过程，体会个体的、人的变化与觉醒。此外，在本片中依旧可以窥见导演一以贯之的对“变化”的认同：从传统到现代性的超越。影片对于轮回、救赎、圆满的解读是对藏传佛教信仰的现代意义重构。而茶馆女老板质朴硬朗又风情万种的独立形象、天空中无数次出现的秃鹫在结尾处变成飞机、和司机换轮胎后仍留有的血迹，这些意象也都隐喻着对藏族传统的撕裂，和对现代性及现代文明的认同与接纳。

　　作为同样改编于万玛才旦同名小说的电影，在对他之前如《静静的嘛呢石》《塔洛》等影片与其同名小说相比较时，电影往往和小说的后现代风格存在较大反差，而以更写实的面貌呈现。《撞死了一只羊》相比于这些影片，却呈现出更先锋性与实验性的特点，也更贴近于小说的气质。但这一表现方式也导致了本片的缺憾和局限：由于小说和电影的载体差异，小说抽象的文字语言可以承载更大体量和更深层次的意义维度，而电影在图像、音乐、视频等多种形式规范下表达故事的方式则更具体和写实，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观众的想象。所以本片在无限趋近小说风格时，却又受限于电影视听机制，采取通过大量符号和意象运用的方式来推动故事的发展。在短短86分钟的时长中，影片营造的似梦非梦的幻境之下，伴随着歌曲《我的太阳》的循环播放，为观众留下了多重线索，提供了无限解读和想象的场域。但要使观众完全找到全片中的线索并进行解码实属不易，而且由于故事本身并不复杂，这些线索又较为晦涩隐秘，如此或许会使电影进入一个危险的境地：观众无法厘清影片的诉求，甚至无法进入影片找到自己的解释。

　　但不可否认的是，这部影片将是民族电影领域中的又一突破之作，它隐藏着未来民族电影发展的另一种可能：把作为他者想象的民族族群和个体拉回到主体位置，正视其民族个体的信仰、情感、状态变化，来寻找传统与现代交融的边界，以赋予民族电影更广泛的认同和价值。（周倩闻 丁珊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