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给报告文学“补补钙”了

　　【新时代·新创作·新文论】  

　　作者：苏勇（江西师范大学副教授）

　　报告文学是深切地触摸时代脉搏和人类精神世界的文体形式。在20世纪的中国文学史上，报告文学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报告文学积极介入生活或“干预生活”的品质，使其成为文艺战线上的“轻骑兵”和时代的鼓手。改革开放40多年来，报告文学一直与时代同频共振，塑造了众多的改革典型，引领社会风气。回望40多年来的文艺发展成就，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依然像一座耸立的山峰，彰显出报告文学的文体价值和历史意义。

　　报告文学之所以无可替代，在于它与生俱来的求真意志，在于它天然而有效地介入现实的实践性品格，在于它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从一个更具宏观性的视野来看，报告文学是现实主义传统土壤中生长出来的一种文学形态，是现实主义文学的典型文体形式。现实主义的美学原则是如实地表现现实生活的本来面目，如高尔基所言：“对人类和人类社会的各种情况，作真实地赤裸裸地描写，谓之现实主义。”但这种“如实地表现”或“真实地赤裸裸地描写”，又绝不仅仅是对现实简单、平面、机械地反映或复制，而是要深入到社会现象和社会实践中，直面现实社会中存在的问题，直面在社会发展过程中人的诸多可能性，并提出某种更合理的人性参照对象和构建模式，创造出一种崇高的审美理想和精神境界，来照亮通往自由王国的道路，鼓舞人们去创造一个更好更美的世界。报告文学的深刻之处在于，它有着强烈的在场感，不像虚构文学那样，将审美理想建造在一个虚构的或想象的领域里，这种虚构性一旦处理得过于简单、低劣，往往意味着此岸世界的缺席，意味着反映现实、穿透现实的威力大打折扣。尽管报告文学的创作同样需要丰富的想象力，但因为它基于现实的土壤，并直接同现实对话，因而有着更为厚重而扎实的现实依据，有着更为真切而纯粹的现实指向，有着更为热忱而坦荡的人文情怀。

　　那么从接受主体的角度来看，报告文学打开了一个世界，一个“与我们有关”的可触摸的真实世界。而这个世界对于那些为日常事务所累的普通人来说，却又是陌生的、新奇的。我们需要这个世界，因为它为我们的人生方向或生命经验提供新的动力、新的可能、新的逻辑。在这个意义上，它让我们看见他人的壮举与担当，让我们看见现象背后盘根错节的真相，让我们感同身受地理解他人的苦难与欢喜，让我们重新进入一个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或许看得见却往往视而不见的世界。优秀报告文学作品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敞开了我们认识世界、理解人性、把握时代脉搏的路径。

　　然而，不得不承认一个事实，当前报告文学已不再像往昔那般辉煌了。尽管报告文学作品年产量依旧繁荣，但社会影响力或者说介入生活的力度日渐微弱。

　　新媒介的大肆介入，改变了之前的文学生态格局。媒介不仅仅是作为载体而存在，更为根本的是，媒介改变着我们认识世界、思考世界、重绘现实的方式。如果从传播的速度、传播的直观性、传播的便捷性等方面去考察，报告文学要滞后于集视听于一身的图像媒介，落后于网络媒介。而更为糟糕的是，新媒介带来的快餐性、即时性、直观性等阅读模式，正在日益影响、改造并消解着我们获取信息的态度，处理信息的目的，以及内心的价值判断。在此背景下，负载着认识功能、教育功能而非娱乐功能的报告文学，特别是那些冗长的作品似乎就显得格格不入了。当然，新媒介本身并不排斥报告文学，新媒介遵从的原则是眼球经济，一旦某一题材的报告文学作品引起了社会的关注，新媒介必定会蜂拥而至。那么在此意义上，新媒介对于优秀报告文学的传播其实是有所助益的，而影像媒介的跟进，例如新闻报道、影视改编等，还会刺激文学市场，催生出一批同类题材的报告文学作品。

　　“后现代思潮”的涌入，让一些人在价值取向上有所迷失。实际上，后现代主义本身包含着极为可贵的价值内涵：现代性反思或工具理性批判。但是在日常实践中，这一点被无情地过滤或剔除了，只留下虚无主义、相对主义、怀疑主义引以为傲的反崇高、反理性、反传统等。因而，在此观念影响下，报告文学这种及物的文学形态即便不被认为是个面目可憎的历史怪胎，也被视为一位风烛残年甚至病入膏肓的耄耋老人，早就应该退出文学和历史的场域。实际上，文学是否有力量并不仅仅取决于表现形态、创作手法等因素，更取决于作品的思想内涵。那些经得起时间汰洗的经典之作从来都不是那种所谓的反历史、反崇高、反文化的光怪陆离的恶搞之作。在此意义上，现实主义没有过时，也不会过时。《战争与和平》《平凡的世界》这类在某些后现代主义者眼中所谓宏大叙事的长篇画卷，在当代依然拥有为数甚众的读者，那些经典的报告文学在今天依然能够引起许多人的共鸣。但是，当前的报告文学生病了，究竟哪里出问题了呢？

　　报告文学得了“痴呆症”，很多作品不能够对这个时代的新声给予及时准确的把握，不能够对那些引领时代的典型给以深刻而全面的关注，不能够对社会现象作出科学而有效的分析与判断。还有一些报告文学染上了“自闭症”，作家仅仅满足于一些自我的小悲欢和小确幸，而忘记了报告文学本身所承载着的社会使命。报告文学不是口水歌，报告文学有它的重量，这重量不是一个自恋的主体所能承受或托举得动的。无论如何，报告文学不应该仅仅停留在“反身自指”的自我陶醉、自我游戏之中，报告文学的创作者们不应该将报告文学的基本精神如此随意地丢弃。

　　当前，一些报告文学作品“严重缺钙”，丧失了行动能力，缺乏一种深入实践、深入基层、深入群众的求真意志，不能够真诚、有效、发自内心地为人民发声。不少报告文学作品面色苍白，缺乏精气神。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有些作家已经遗忘了报告文学的主体精神，也就是没有了叩问现实、直面现实的勇气。翻读20世纪80年代的报告文学，时刻能够感受到作家身上凝结着的知识分子情怀，感受到作家充满深情与忧虑的凝视。

　　优秀的报告文学往往不只是呈现或再现，而且也是“照亮”。德国批评家卡西尔在谈到文艺评价的标准问题时指出：“我们所有的人都模糊而朦胧地感到生活具有无限的潜在的可能，它们默默地等待着从蛰伏状态中被唤起而进入意识的明亮而强烈的光照之中。不是感染力的程度而是强化和照亮的程度才是艺术之优劣的尺度。”这里的照亮显然指的是，文艺应该给人以光明、智慧、勇气和力量。可以说，当前我们很多报告文学的创作者恰恰缺乏这种自觉的照亮意识。而这种照亮意识具体表现在作家对人物命运的深切体察上，表现在作家对理想人性的审美寄托上，表现在作家对民族情感的高度认同上，表现在作家对时代浪潮的热切追逐上，表现在作家对人民心声的积极呼应上，表现在作家对于新事物新问题新观念的敏锐把握上，等等。因此，在报告文学的创作上，作家理当葆有坚定的现实主义立场，要在现实的世界里发现那些闪光的人性、厚重的生命和不向假丑恶屈服的灵魂，要敢于直面现实中存在的尚待解决和完善的社会问题，同时要让那些散发着馨香的美与善，润物无声地流淌进人们的心田。

　　我们生逢一个大变革、大发展、大繁荣的新时代，理当有足够的底气来书写这种巨变，直面我们在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难题。无论如何，报告文学责无旁贷并且无可替代。

　　《光明日报》（ 2019年04月10日 1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