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是这五部长篇小说获奖？

2019-08-23 14:33:21 来源：北京日报 责任编辑：王春林

　　
       作者：王春林
　　2019年8月16日，在经过了长达四年之久的等待之后，为公众所瞩目的第十届茅盾文学奖的评选工作，终于尘埃落定，五个获奖名额各有其主。依照得票多少的顺序，五部长篇小说分别是梁晓声的《人世间》、徐怀中的《牵风记》、徐则臣的《北上》、陈彦的《主角》以及李洱的《应物兄》。虽然说在当下时代，文学的边缘化已是难以否认的客观现实，但相较而言，国内目前林林总总的文学奖之中，公众关注度最高的依然是茅盾文学奖——一个专门以长篇小说为评选对象的文学奖项。
　　五部获奖作：人道主义、史诗情怀与时代关切
　　在具体关注评价这一届茅盾文学奖的评奖结果之前，我们首先需要弄明白的，就是茅盾文学奖这一由中国作家协会主办的具有明显官方性质的文学奖项所坚持的，到底是什么样的一种文学标准。这一点，在《茅盾文学奖评奖条例》中有着明确的规定：“茅盾文学奖是中国具有最高荣誉的文学奖项之一，根据茅盾先生遗愿，为鼓励优秀长篇小说创作、推动中国社会主义文学的繁荣而设立。”“茅盾文学奖评奖坚持思想性与艺术性统一的原则。获奖作品应有深刻丰富的思想内涵，有利于坚定文化自信，展现中国精神。对于深刻反映时代变革、现实生活和人民主体地位，书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作品，尤应予以关注。注重作品的艺术价值，鼓励题材、主题、风格的多样化，鼓励探索和创新，鼓励具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满足人民精神文化生活新期待的作品。”尽管《评奖条例》中的相关表述带有公文写作的特点，但有一点却是无论如何都必须明确的,那就是：在强调作品所具思想艺术品质的同时，意识形态层面的因素也必然会被纳入到认真考量的范畴之内。
　　依照这样一种特别的文学标准来衡量，获奖的五部长篇小说，应该说还是名符其实，都取得了相对突出的思想艺术成就。《人世间》共由三大卷组成，上卷的时间背景是1970年代，中卷的时间背景是1980年代，到了下卷，时间背景就变成了进入21世纪以来。与这三个时间背景相对应的社会时代，分别是“文革”“改革开放”以及“市场经济”。面对这样的一个时间顺序排列，我所担心的，正是一种类似于“芝麻开花节节高”式的社会进化论的叙事逻辑的阴魂不散。庆幸处在于，梁晓声的创作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自觉或者不自觉地规避了如此一种社会进化论的叙事陷阱。说实在话，能够超越社会进化论思维，能够以如此一种“反”或者“非”进化论的逻辑来建构打造《人世间》这样一部具有长河史诗性质的长篇小说，乃是作家梁晓声一个极其难能可贵之处。即使仅仅只是在这个层面上，我们也应该向梁晓声这样一位具有人道主义悲悯情怀的当代作家致以崇高的敬意。
　　年已九旬的老作家徐怀中创作的旨在再现血雨腥风的战争岁月的《牵风记》，既有对于战争残酷性的真切展示，也有对于将士爱情生活浓墨重彩的描写，但尤其难能可贵的一点，却是一种人道主义思想价值立场的强力凸显。
　　至于徐则臣那部游走于现实与历史之间的《北上》，就其根本主旨而言，与其说是在书写大运河的命运变迁，反倒不如说是在书写表达中国“现代性”的发生。徐则臣真正的着眼点，其实是梁启超所谓“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正是在如此一种地理与时间微妙转换的过程中，“现代性”在中国的发生悄然无声地取代了大运河，成为了《北上》真正意义上的潜在主人公。而这，也正是徐则臣把自己的上溯时间最终确定在晚清时期的1901年这个时间关节点上的根本原因所在。
　　书写一位秦腔女演员人生故事的陈彦的长篇小说《主角》，其“史诗性”特点也非常鲜明。或许与剧作家的身份紧密相关，在长篇小说《主角》中，陈彦所聚焦表现的，却是舞台上的戏剧人生。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在女主人公忆秦娥跌宕起伏的人生历程中，作家相当出色地凝聚表现了社会与时代的风云变幻。
　　李洱的《应物兄》是一部聚焦学院、聚焦高校知识分子群体的长篇小说。它试图在雄厚知识累积表达的基础上，以一种总体性的方式概括表现一个时代知识分子的生存与精神状况。唯其如此，批评家黄德海方会以这样的一种方式谈论《应物兄》：“作者自觉启动了对历史和知识的合理想象，并在变形之后妥帖地赋予每个人物，绘制出一幅既深植传统，又新鲜灵动的知识分子群像，完成了对时代和时代精神的双重塑形。”依照我自己的一种理解，就叫做“乃始有一部足称充沛丰饶的知识分子之书”。
　　另一些思想艺术上的标高之作
　　然而，在充分肯定以上五部作品各得其所的同时，我们却也不能忽略另外一个重要的问题。那就是，这次荣幸获奖的五部作品到底能不能够代表过去四年内中国长篇小说创作的最高成就？答案只能是否定的，那就是，不能。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最起码在我看来，诸如刘庆的《唇典》、刘亮程的《捎话》、吴亮的《朝霞》、范迁的《锦瑟》、肖亦农的《穹庐》、付秀莹的《陌上》等，也都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被看作是过去四年内长篇小说创作的思想艺术标高作品。
　　刘庆以东北抗联为主要关注对象的《唇典》，与其说是一部展示描写满人在二十世纪前半叶苦难命运的长篇小说，莫如说它是一部旨在描写展示东北人或者说曾经的满洲国人在二十世纪前半叶苦难命运的具有突出史诗性特色的长篇小说。作为一部思想含蕴丰富的现代主义特色鲜明的长篇小说，刘亮程的《捎话》在进行深度文化冲突表达的同时，更是对与文化冲突紧密相关的、具有极端自我分裂性质的现代精神世界，进行了具有突出原创性的实验性探索。这方面一个特别引人注目的现象，就是对于所谓“双体人”的创造性发现与书写。吴亮的《朝霞》是更为极端的先锋性探索，主要体现在他干脆以一种诗歌写作的方式来进行他的小说写作。最起码，在我个人有限的阅读视野中，在吴亮之前，并没有哪一位作家明显地逾越二者之间的文体界限，以诗歌的艺术思维方式来精心营构一部长篇小说。范迁的《锦瑟》所集中透视表现的，乃是一段知识分子的精神秘史。对于男性主人公失败的人生，恐怕还是刊物编辑给出的理解最为到位：“由于知识分子本身的软弱和动摇，注定了他自身改造的不彻底性，他在战争年代与和平建设时期都无所适从，同时为个人情感心绪所左右，使他在人生道路上举步维艰，处处受挫，锦瑟无端五十弦，人生匆匆半百载，回首遥望，感叹无限。” 肖亦农《穹庐》所集中讲述的，乃是大约一个世纪前，曾经长期生活在贝加尔湖畔布里亚特草原一个以嘎尔迪老爹为首领的蒙古部落，排除各种艰难险阻，历经漫漫征途，最后回归到遥远祖国的故事。与一般作家的写作路数不同，肖亦农的一个特出之处，是把书写的重心最终落脚到了布里亚特蒙古部落大迁徙之前各种矛盾冲突的关注与表现上。
　　既然以上这些作品思想艺术成就也都很突出，那它们为什么没有最终问鼎茅盾文学奖呢？如上所述，每个文学奖都有其自身评判标准，同时也充满各种偶然因素。还是“让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也让我们的作家在创作过程中继续做出自己的理性选择吧。（王春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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