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爱情中的精神成色

2020-12-01 11:26:28 来源：今晚报 责任编辑：侯甜

　　无论是口口相传的民间故事牛郎织女，还是董永七仙女，都是白日梦长醉不醒，所谓仙女下凡和《聊斋》里秀才被女鬼迷了心窍，看着就不靠谱。好不容易有了一对正常的大活人梁山伯与祝英台，却终于亮了底牌，不为这残酷的人间所容，双双化蝶去也。至于诗词歌赋里的“爱情范本” ——没有自由精神，也就没有独立的人格，精神成色都太差劲了。
　　中国古代的文艺作品写爱情外行，可能和文人的附庸属性有关吧，这种病态折射到方方面面——情爱关系，掺了太多杂质。“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说好听了叫“经世致用”，说不好听了，在他们那里什么都是“可交易的货物”。
　　自古以来，掌握文字的读书人，费尽心思求善价，生存空间有限，人生被事先规划死了，“货与帝王家”。运气好的，抢到了歌功颂德的资格；运气差，没抢到歌功颂德入场券的，没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给公主弹琴啥的，故作高深走“终南捷径”的，到处拜师啥的。苏轼当年境况好的时候，门生遍天下。似乎还有不少认太监作干爹的。
　　飞扬跋扈的李白也谄媚过杨贵妃“若非群玉山头见，会向瑶台月下逢”……心性跳脱的李白大约也被自己给恶心到了，没多久就逃走了——游历名山大川去了。李白很激赏的孟浩然，经人力荐，获得了面见李隆基的机会——骨子里的精神洁癖作怪，没好意思跪舔下去。李隆基有些不高兴，觉得孟是个书呆子，太不通人情世故，连带着推荐人也被皇帝批评。还有个陶潜，做了一段时间的基层官吏，又辞职，辞了没多久，又回去做小吏——不这样，没法维持生计。孟浩然、陶潜在固有的价值系统里找不到认可，灵魂没地方安放，隐居在乡村，面对自然风景就长吁短叹——山啊水啊，我要寄情山水，噢，人生苦短，大自然美啊……于是乎，成为田园诗的泰斗级人物。终究也还是消极的避世态度，没有家产万贯支撑，这种“田园风”难以为继，没法模仿与复制。
　　寄情山水玩不开，有些读书人在酒壶里打发日月——古典诗词里写酒的篇章太多了，大意都是“我苦啊！我不如意啊！我在借酒消愁啦……”还有些读书人，在风月场里消遣时光——汤显祖写《牡丹亭》，类似杜牧啊柳永啊写一些情情爱爱你侬我侬的艳诗艳词，讽刺现实黑暗的蒲松龄也不能免俗写花妖、狐妖爱上穷书生……
　　还有个失意人——杜甫，精神格局似乎比以上诸位要开阔一些。笔下有不少关心现实、关心底层人生活的笔墨，诸如“三吏三别”——凝视人间疾苦，下笔不轻佻。但他也是以儒家的那套价值观观照世界。
　　以上种种，都显示这片靠血缘关系为根基所组成的差序格局来维持资源配置的土地上，不适合“个人”的生长。而爱情是自己做主，是个人主义的产物，爱首先是——我爱你！曾几何时，在这片土地上，只有父母、长辈、领导手拉手肩并肩有如万里长城的“我们”，没有“我”，没有“你”——所有人都是一个群体模具里倒出来的，他们之间能有什么爱情？不过是彼此之间互为“行货”罢了。在这种情况下，人格独立者有多少？又何谈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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