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摄影｜李伟坤：真正热爱艺术的人永远年轻

他们，都是摄影界的“名人”。

他们的文章作品，已频频在各类摄影活动、展览、媒体上亮相。

他们在摄影领域里不懈地探索钻研，带动、影响、启发着诸多的摄影人……

人民摄影报“名家面对面”栏目邀请摄影评论家孙振军主持，与摄影界的名家面对面，希冀通过对话访谈形式，就摄影创作、理论研究、热点思潮、焦点话题等展开深度交流，为读者提供一处辨析平台。

在当下碎片化阅读盛行的趋势下，让我们的头脑保持一种深度的、理性的、系统化的分析判断和思维能力。

孙振军 ，中国（三门峡）白天鹅·野生动物国际摄影大展艺术总监，《黄河时报》社总编辑、三沙市荣誉摄影师、三门峡市摄影家协会主席，国内知名摄影评论家、全国“十佳”总编辑。曾在海军南海舰队、西沙群岛服役，并从事新闻与摄影工作，荣立过三等军功2次。出版18部专著，新闻作品获得“中国新闻奖”等奖项。

李伟坤 ，现任中国摄影家协会顾问，曾任第七届、八届中摄协副主席，广东省文联副主席，广东省摄协名誉主席，曾任第八届、九届广东省摄协主席，珠海市摄影家协会名誉主席，珠海特区报社摄影部原主任。1996年荣获第三届中国摄影金像奖，1998年荣获中国摄影家协会“德艺双馨优秀会员”，中摄协50年“突出贡献摄影工作者”，荣获广东省首届摄影艺术朝阳奖，2004年被评为珠海文化人物。

1988年，珠海，小姑娘熟睡在卖红薯的车子里。

①“我在部队的时候有两个选择，但我认为做摄影更适合自己，便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摄影。而农村生活的经历，使我学到了很多人生哲理，所以我的镜头一直对准人，对准老百姓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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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振军：可以讲讲您是怎样与摄影结缘的么？当时为什么会选择走摄影这条道路？

李伟坤：我是1970年入伍，1972年被调到电影组当放映员，就这样与摄影结缘。1974年，原本的电影组长转业，我便接替他担任电影组长。在部队有训练时，我会将照相机、放大机和冲印设备都搬到现场，进行战地摄影板报宣传。平时也常为部队的政治、军事训练等工作进行宣传拍摄。真正对摄影有所了解是在1977年，我参加了北空摄影培训班，回到部队后拍摄起来就更得心应手。

我在决定是否走摄影这条道路时，有过一次非常重要的选择。1980年，我已经在部队当了10年兵，放了9年的电影。那时我有两个选择，一是去做专职摄影工作，二是下连队当指导员。当时北空第十军政治部宣传处需要一名摄影干事，空十军所在地区环境比较艰苦。而连队在北京，条件比较好。但我认为做摄影更适合自己，便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摄影。1980年3月，我到空十军做了一名专职摄影干事，从此开始了我的专业摄影之路。部队领导很支持我的工作，为我购买了尼康F3，那时候新华社的记者都没用上。军政治部领导还专门给我建立了一个暗房，由我负责全军摄影报道和军部两个大橱窗的宣传报道。之后，我还在部队办起了摄影培训班普及摄影知识。

1982年，部队又给我买了一套6×4.5cm的勃朗尼卡相机，我用它拍摄的《草原之夜》获了很多奖。因为工作突出，部队分别给我记了两次三等功、一次二等功。

1997年，珠海，翠微村的男人也烫发。

孙振军：您的生活经历对您后来几十年的摄影创作有哪些影响？

李伟坤：在我只有六七岁的时候，我跟着母亲第一次回到老家潮汕农村，这一时期的农村生活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那时我们去看部无声电影都要划着船去隔壁村，虽然条件很艰苦，但是感觉很快乐。

1958年回到矿山以后，我就在镇小学就读。平时我很喜欢带着弟弟到镇里老街上唯一的一家照相馆去玩，我总觉得很神秘，照相馆的老座机按动皮球，咔嚓一声这样就能出照片，还能出人像。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有一次，我好奇地去翻照相馆的垃圾箱，他家里人就出来骂我、赶我，当时我觉得很委屈。因为我很喜欢这些东西，充满好奇心，就想着有一天我能不能也会照相......这些经历在我的《原乡人》画册后记里面都有记录。

1968年11月，我作为知青下乡，被分配在双坑生产队和农民一起劳动。我学会了整套农活，种过试验田，为小学代过课，还搞过农村教育。也正是这两年的知青生活让我有机会切身感受到农民身上那种勤劳、朴实、善良的高贵品质，这些品质也一直激励着我。所以对我来说，在农村的那两段经历，使我学到了很多人生哲理。我对老百姓有着深厚的感情，所以我的镜头一直对准人，对准百姓的生活，这也是我拍《原乡人》系列的初衷。

孙振军：您在部队放过电影，当过电影组长，您认为这段经历对您后来的摄影创作有什么帮助？

李伟坤：我在部队当过电影组长，播放了9年的电影，这段经历开阔了我的艺术视野。电影也是一门艺术，使我学到了有关主题表达、故事情节、画面控制、光线运用等方面的知识，帮助我更好地去拍摄。

孙振军：电影是连续的画面而摄影是瞬间的凝固，您认为长时间观察动态的影像对摄影创作有没有负面影响？ 

李伟坤：我觉得没有负面影响，因为电影虽然是连贯、持续的，但我们在看电影的时候，可以人为地去定格某一个画面。

每部电影都是有它最高潮、最经典的一个瞬间定格的，所以我们可以通过一个电影情节，实现用分镜头去独立表达。这些不管是从故事提炼、塑造还是到影像表达都是对摄影创作很有帮助的，也能使摄影作品更加平和、亲切、幽默，具有故事性和接地气。

1996年，陕西，陇县八渡镇的农民在压麦子。

②“做一个有追求的摄影人或者是摄影界的领军人物，不管是做组织工作还是去创作都应该解放思想，具备创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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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振军：您之前一直从事纪实摄影创作，但现在拍了一些观念性的影像，有人说您在赶时髦，您怎么看待这一说法？

李伟坤：我认为要做一个有追求的摄影人或者是摄影界的领军人物，不管是做组织工作还是去创作都应该解放思想，具备创新能力。

我在珠海市摄影家协会做年会活动，十几年来每次做得都不一样。2003年市摄协举办成立20年的庆典活动，举行了协会总结和表彰晚会，出了一本画册，做了一个展览，又在九洲城广场做了一场庆祝文艺演出活动。当时参加活动的中国摄影家协会分党组书记于健说：一个基层组织活动都能做得这样有声有色。他表示以后开基层摄影工作会，一定要让珠海去介绍经验。

上世纪90年代，我们举办的活动很多，范围覆盖全国，包括现代建筑的全国摄影大赛、澳门回归、香港回归等摄影比赛，很早就做了万元大奖赛，并为会员举办专题展览，举办纪实摄影学习班和文学、美学、音乐等跨界讲座。

那个时候很活跃，大家都把珠海市摄影家协会当作自己的家。当时协会探索了一条以摄影养摄影的路子。没有经费，我们自己去找经费；没有办公地方，想办法联系企业提供办公室和展览场地，创造了摄影家协会与企业联姻的发展新模式。

2005年上任广东省摄影家协会主席后，我提岀了变革观念、多元发展，使广东从摄影大省迈向摄影强省的战略目标。

新闻摄影和纪实摄影一直是我的主要创作方向，近几年又开始从事观念摄影，确实让很多人不理解。我觉得人应该有创新思维，不断地否定自己，才能进步。活到老学到老，要保持年轻的心态，不能墨守成规，满足于已经获得的成绩而止步不前。 

我认为观念摄影是对社会的一种表达和观看方式。近几年在很多摄影节上我展示了自己的《撕裂》《弃物》《和平年代》等观念作品。做观念摄影是我摄影理念的沿袭和必然，我觉得纪实摄影与观念摄影有着密切的联系，这也是我正在思考和研究的一个问题。我以前很多的作品缺少思想，浮于表面，更强调画面的形式美感，我觉得真正的作品要去表达自己。

这也与我从珠海走出去十几年有关，不仅开阔了自己的视野，认识世界和对社会的态度也有所转变，并促使自己不断地去思考。随着数十年我在生活、思想以及对社会观看方式方面的积累，也使我进一步扩展了作品和思想的深度。

孙振军：在您出版的几本书中，如果只能选一本作为代表作，您会选哪一本？为什么？

李伟坤：我认为很难选择，因为每本书都有不同的风格。

《撕裂》这本书最能表达我自己的思想。《原乡人》适合喜欢纪实人文的摄影师。但是每个人角度不一样，不同的人会对不同的书感兴趣。

孙振军：您获得过很多奖，在您所有的获奖作品中，对哪一幅最满意？

李伟坤：实际上我过去获得很多国际沙龙大奖，但现在都不太愿意提了。

 2004年我的《黑衣壮印象》获得国际摄联黑白双年展的银牌奖，这也是中国首次拿下“摄影世界杯”。这张照片对我来说很有意义，我喜欢这张照片表现出来的那种中华民族的气势。

但这不是我最喜欢的作品。我最喜欢的是《乡村大款》，这幅作品具有时代精神，最近还入选了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摄影展览。

孙振军：如果让您分阶段介绍自己从事摄影的这40多年，您会怎么分？

李伟坤：如果让我分阶段，其实很难划分。因为我一开始做的是新闻摄影，依照报纸的要求做客观公正的报道，有时候遇到的题材不适合报纸刊登，但我还是会凭直觉和感情去拍摄记录，这一阶段新闻摄影和纪实摄影是掺杂在一起的。

另一个阶段就是做沙龙摄影，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在香港、澳门和广东，沙龙摄影是一个潮流，做沙龙摄影我得过很多奖，其中最大的奖项就是之前提过的国际摄联举办的黑白摄影双年展银牌奖。

之后还做过创意摄影。近几年又做了一些观念摄影方面的探索。

2004年，回乡参加贵州台江偏寨村活动的乡村大款。

③“站在全国的摄影平台上，我有机会去接触更多、更高水平的摄影家，出席一些活动包括摄影节，我的眼界高了，视野宽了，学会真正用摄影去表达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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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振军：您曾经担任过广东省摄影家协会主席以及中国摄影家协会副主席，可以讲讲这段经历吗？

李伟坤：2004年广东省文联组联部门到珠海考察，为2005年广东省摄影家协会换届做准备。可能因为我是党员，当时在珠海组织工作做得还不错，并且有很多作品获奖。2005年，我当选了广东省摄影家协会主席。那时候虽然已经55岁了，但我的性格是既然要做就得做好，一定要干出成绩。

2006年9月18日，广东省摄影家协会在梅州召开全省摄影工作会，会上提出了变革观念多元发展的理念，通过３个结构的调整，使广东由摄影大省向摄影强省的目标迈进。时任中国摄影家协会分党组成员、副秘书长解海龙参加了梅州会议，他在会上说，这次会议堪称广东摄影的转折点。 

后来因为广东的摄影工作一直做得很好，在我任广东省摄影家协会主席期间，广东摄影事业又有了新的发展，2007年中国摄影家协会换届选举的时候，很自然我就当选为副主席，这也是广东几代摄影人共同努力的结果。

 孙振军：您曾经担任过两届中国摄影家协会副主席，您觉得您个人对摄影的贡献，最重要的有哪几点，您怎么评价当下的摄影界？

李伟坤：在摄影方面，我觉得谈不上什么贡献。在组织工作上，我传承和发展了广东的摄影事业，带领摄影人解放思想、变观念求发展做了一点应该做的事。

在中摄协的两届任职期间，拥护执行协会的各项决议，尽心尽力为协会和地方协会做好服务。站在全国的摄影平台上，对我有更多的启发和教育。我有机会去接触更多、更高水平的摄影家，出席一些活动包括摄影节，我的眼界高了，视野宽了，学会真正用摄影去表达自己。

我觉得现在中国摄影是空前的，是一个全民摄影的时代，因为科技的发展，确实把摄影简单化了。摄影难就难在太容易。现在，我在珠海办了自己的摄影工作室。一是出于对珠海的情感，二是基于我对当前摄影的一个忧虑，我觉得当前摄影更多的处在娱乐阶段，摄影人在创作时没有想法，没有深度的思考，作品是空虚、浮华、空洞的。这是珠海摄影的现状也是全国摄影的现状，还有很多的影友仍然处在一个很初级的阶段，只追求一种表面的光影、色彩。当然也有很多有成就的摄影家，值得我们去学习。

我办摄影工作室就是希望搭建一个高端交流平台，同时强化高端培训。让更多的人在拿起相机的时候，能增强自身的创作意识和表达能力。

1998年，珠海，两名武警战士抢救被洪水围困的儿童。

孙振军：人的一生会面临很多选择，您是如何处理的？

李伟坤：实际上对于这些选择我没有杂念，很专一。比如在选择摄影这件事上，我觉得这个选择正确就可以。我是比较朴实的一个人，只适合做自己的事，不适合去管人，也不适合依靠摄影去挣钱谋利。

我选择从事技术层面还是艺术层面的职业，这跟我父亲有一定的关系，因为父亲从小很喜欢乐器。再加上后来放电影，可能都有潜移默化的影响，也决定了我做艺术、做摄影。在部队时有很多人说，搞摄影就当不了官，当官就别搞摄影。我选择摄影从来没想过当官，也没有期待自己要在摄影级别上达到什么样的地位。自己做了30多年的组织工作，我觉得值。

孙振军：您退休之后一直过得很充实，从未停止过摄影创作的脚步，您对中老年摄影人有什么寄予和期待？

李伟坤：我通过导师李楠在珠海办的工作坊得到一些启发。摄影工作坊的培训强度很大，工作坊招收学员一般要求在45岁以下。和李楠导师沟通后，我们放宽了年龄标准。我的工作坊有一名叫李松森的学员，他都快70岁了，但身体很好。通过培训，他拍了关于酒吧的专题《她们》，得到老师的表扬和肯定，在同期的五名学员中成绩排在第一名。

借此我想对中老年摄影人说，年龄不是问题，重要的是心理年龄。我现在都67岁了，但我的《撕裂》《弃物》《和平年代》等观念作品在展览和发表后，大家都没想到是出自一位老人家之手。现在的摄影不单要考虑技术层面的问题，而且要有深度的思考。不仅需要你有丰富的经验和知识的积累，而且要保持一种年轻的心态。因此需要不断地学习、不断地更新自己的观念。我最近买了与哲学有关的书，准备继续学习。总而言之，永不言老、永不停歇就是我对中老年摄影人的建议。

2014年，广东潮州，巷下村95岁老人陈英炎。

2013 年，广东惠来，井美村的长者在参加民俗活动游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