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建增：我只是一个喜欢拍陕北的陕北人

王春育，85岁，被当地人誉为石城活字典，大家说他是石城的宝贝。他喜欢把平日里收集到的故事整理出来再讲述给别人听，在许多的故事书籍上都可以找到王春育的名字。他凭借自己的记忆和资料上的记载用香烟盒上的图案粘贴制作了这张石城全貌图。2014年，王春育去世。（摄于2002年）

在秦晋峡谷陕西省榆林市吴堡县的黄河山崖上有一座始建于五代时期北汉政权的城———“吴堡石城”。 有这样一位摄影师，从2000年到2017年，他用17年的时间，拍摄了112张黑白照片，记录了石城从13户32个人，到现在1户1人的生活状态，编制了一本吴堡石城无法复制的，一段具有史诗性的图像资料——《千年石城的最后留守者》。

他就是摄影师——李建增。

李建增：

1969年出生于陕西绥德，曾就读于北京电影学院图片摄影专业。中华民族文化促进会会员、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作品先后在文化部、中央电视台、中国摄影家协会等单位主办的影赛中获奖，并有数百幅作品在《文明》、《南方周末》、《中国文化画报》、《中国摄影报》、《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生活》、《国家地理》中文网、《华夏人文》、《腾讯》网等报刊媒体发表。

2008年《陕北人》参加北京首届国际摄影季展，第四届连州摄影界当代中国摄影学术展；

2011年参加“民间·陕西纪实摄影展”；

2016年由北京大美摄影集团出版人民邮电出版“大美中国摄影师"作品集《牛王会》；

2017年获华为手机全国人像摄影大赛大师奖；

2017年由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发行《千年石城的最后留守者》，获平遥国际摄影展“凤凰卫视优秀摄影画册奖”；

2018年平遥国际摄影展，影像见证40年全国影大展。

关于《千年石城的最后留守者》的访谈

据史书记载，“乾隆三十一年（1760），知县倪祥麟祥清实丈：城周四百三十有奇，外城墙高三丈至一丈二三尺，内城墙高一丈至七八尺不等。”现保存基本完整的城墙约1225米，城墙均由城砖和石头包砌而成，东、南、北门保存完整，西门重建。（摄于2000年）

Q：老师您能谈一谈，您是如何与摄影结缘的吗？

李：小时候，我父亲在工会工作，他们单位里有照相机，所以耳濡目染很早就对照相机有印象。1996年，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参加了“榆林之春”摄影创作活动。第一次拿相机进行创作的照片竟意外地获得了一等奖，这给我带来了极大的鼓励和希望，我觉得我应该好好的在摄影上下点功夫。后来，我自考到北京电影学院-摄影学院图片摄影专业，开始系统的学习摄影的专业知识。

Q：您的作品几乎都是陕北纪实类的题材，尤其是榆林地区，这是出于一种什么样的情怀呢？

李：我出生在绥德的无定河畔，虽然从小跟着父亲在延安生活，但是经常听到父亲说起无定河、石狮子……所以在我的印象里总有一些诸如“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的故事和画面。从骨子里我对陕北有着一种特殊的情感，我用相机和陕北互动、交谈，拍摄我熟悉的环境和文化习俗，记录发生在身边的人和事，这些记录经过时间的推移，会将很多瞬间定格成不可复制和追溯的回忆，对我来说，这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

Q：不管您拍摄古城也好，道情也好还是打醮也好......一直以来影响您的创作理念是什么？

李：对我而言，摄影是一种方式，图片是结果。我是一个陕北人，陕北是我拍摄最重要的主题。古城，打醮，道情只是陕北这个主题中的一小部分，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后会有更多的故事，人文呈现给读者。 

记录下来，传播出去，让更多人了解陕北，是我摄影的最根本。

王锡禄，十四岁时就一个人跑到内蒙包头一带打工，干过小工、出过苦力、当过保管、跟过戏班，先后有过三个老婆都没留住，身边无儿无女。自称有三好：“唱二人转、吹笛子、看闲书”。早在1958年就是无保户，60岁那年回到石城，老王性格外向，开朗豁达，一辈子没愁过什么，生活全靠亲朋救济。用自己的话说如今是吃一顿算一天，过一天算一年，能过几天是几天，听天由命，死了算求。（摄于2007年）

Q：您的作品很多照片都是黑白风格，这个有什么特殊的表达方式吗？

李：黑白，即简单，最简单的往往就是最有力量的。我不想照片所表达的故事受到其他色彩的干扰，镜头下的老人、小孩、妇女、动物、树木等等……因为黑白显得更加真实、单纯。 

Q：我了解到您摄影将近20年了，随着数码产品的不断更新换代，您却来一直坚持胶片摄影，这是什么原因呢？

李：我害怕，我怕数码相机让我放纵。数码代替胶片，这是必然趋势，但数码除了相机的一次性投入外，二三十万次的快门有效使用量让拍照没有多大成本，同样的场景可能别人用数码会按100次快门，而我一般就三两下。胶片的传统工艺和成本会让我有一种压力，它让我在每一次按下快门前都会有个瞬间的寻找、分析。 

Q：拍摄了那么多组专题照片，您最喜欢哪一组片子？

李：我拍过很多专题，住在长城里的人、佳县淸醮会、放赦、横山牛王会、陕北道情等等。其实，我都挺喜欢的，相对来说对吴堡石城从感情讲最深。2000年，我第一次去石城拍摄，待了一周以后拍了很多照片，自己觉得挺满意的。然而，石宝锈老师看了照片之后，只是淡淡的说了一句，“你拍的这是啥嘛？！”当时我心里很是难受，心想我辛辛苦苦拍了一周的照片竟然得到了这么一句不认可且带有讽刺寓意的话。于是，几天后我到西安专程拜访石老师，并邀请了焦景泉老师和我耐心的交谈了三个多小时。回来后，我开始反思自己的拍摄并从新定位。

美国的摄影家罗伯特．卡帕有一句经典名言：“你拍的不够好，是因为你离得不够近”。我理解这个“近”，不仅是指物理上的近，更多的是心与心的近。此后的17年，我和石城的人们一起吃、一起住、一起聊，他们认可我了，接受我了，也就不在意我的镜头了，拍出来的照片就更接近石城最真实、自然的状态了。 

王年生，47岁。他说，他爷爷的爸爸那个时候就已经住在这里了，到他这儿咋家（怎么）也有四五辈了，对于石城还是很有感情了。啦（说）起石城里的生活他说：“其他到么什么，就是城里没有吃的甜水，吃水要走一条羊肠小道下到三四里远的沟底去挑。挑一趟水往往要歇上两三回，熬了（累了）。”（摄于2005年）

Q：是什么原因让您坚持拍摄吴堡石城坚持拍摄17年呢？很少有摄影师会这么坚持。

李：吴堡石城有着上千年的历史，每一块石头都是历史文化的痕迹，而历史文化的传承是靠人来实现的。我第一次去的时候，就强烈的感觉到，在不久的将来，这座石城就会成为一座空城，仅留下“石城”这个符号，我可能无法改变这个现状，但我想用我的镜头给石城留下一点什么，石城里这些居民的生活状态无意是最好的内容，我应该把这些最后留守者鲜活的状态记录下来。用17年的时间拍摄一个村子，对于摄影师来说很长，但用17年的时间拍摄一座具有1000多年的古城来说，对于历史来讲很短。

Q：哪一张照片让您最难忘？最打动您？

李：是辛赖货老人出殡的那张照片吧。当时我正在定边拍照，石城里的人给我打电话说第二天有个老人要出殡，当时我心里咯噔了一下，立马想起了大娘那满是褶子的面孔，于是连夜开车赶到石城。当老乡们抬着老人的棺材出城的那一刻，我看到的不仅是一个老人的离开，也是一座石城历史的消逝，人一个个会走，城慢慢会空。

Q：对于初步进入摄影圈，或者摄影爱好者有什么建议？

李：我只是个照相多年的陕北人，不是什么摄影家。但是基于自己20多年的摄影经验，我觉得一个摄影人首先对自己要有一个清晰地定位，拍自己的照片，走自己的路，做自己。摄影不一定非要舍近求远，能拍好自己身边的题材就不错了。

宋润堂。王文汉的老婆宋润堂是一个心灵手巧的陕北婆姨，一个儿子和两个女儿都在宋家川上学。孩子多，负担重，生活条件困难并没有压垮她，家里简陋的窑洞在她的收拾下干净整洁，井然有序。每次见到她，她手里总有干不完的活，孩子们身上穿的毛衣都是她一针一针织出来的。（摄于2002年）

平日里，石城里的青壮年都出去打工了，有的干脆搬到石城外面去住了，留在城里的不是七八十岁的老人就是几岁的孩子。（摄于2002年）

据《延安府志》记载，吴堡城在明弘治年间登记在册的有361户5966口人之多。2000年，我第一次去石城住了一个星期，当时仅有13户32人，在这32人中除了有4个小孩和3个上中学的大小孩之外，基本上都是六十以上的老人。（摄于2000年）

王志喜，46岁，当地人都叫他乃兀。乃兀说他的爷爷清朝时在县衙里做过营生（干过事），因此乃兀对石城里面的情况非常清楚。谁家锅灶上用的是石碑，哪家院子里有石槽，哪一个土堆是旧个（过去）的遗址......他心里都是一清二楚。他说他家里有两个铁疙瘩了，是日本人炸石城时候留下的。（摄于2000年）

城里有座不起眼的小庙，里面供奉着几尊圣母娘娘的神像，平时少有香火，庙会时有老者到这里敬香许愿。（摄于2002年）

宋忙女，69岁，王春芳的老伴。作为石城里面居住条件最好的主妇她做的一手好面条。2009年老伴王春芳去世后便搬出石城同儿子居住。按照合同，她居住了一辈子的房子从老伴王春芳去世那一刻起，就正式归属于石城管理所了。（摄于2004年）

59岁的王春耀住在离南门最近院子里。王春耀说：我当过三年兵（66年至69年），71年进入榆林建筑公司，98年厂子倒闭了，自己交了5700元办理了统筹养老手续，现在每月领取养老金44元。前两年就搬出石城住在外面了，今天是和家里的老人一起来城里赶庙会了，顺便看看家里的情况。身边有一个儿子和四个女儿，女儿都出嫁了，儿子也成事（结婚）了。（摄于2001年）

冯改花，山西柳林人。早年在煤矿工作，负责过磅开票，到了退休年龄因煤矿没有合适的人接手续，就又干了两年。冯改花很早就来过石城赶庙会，那时候她就对王像贤这个文化人有了一定的印象。退休后无事可做，加上丈夫去世多年，有亲戚就邀她到石城走动有意撮合她和孤身的王像贤，本身就对王像贤有好感的她便来到石城和王像贤处了一段时间，双方都觉得很合适，便于2003年正式领了结婚手续。冯改花说她有可能是历史上最后一个离开石城的居民。(摄于2015年） 

曾经一度是人口众多，商贸繁华的边塞重镇，现在到处是环堵萧然、断壁颓垣、鸡犬不闻的景象。（摄于2000年 ）

 

王永丹，小名丹丹，1991年出生，是乃兀的大女儿。丹丹就在石城后边的一个村子里上学，14岁上三年级在城里会让人觉得不可思意，在农村就多了。每次来石城丹丹都是我的向导，面对身后号称铜吴堡的这座石头城，她老是问我一个问题：“你说你这么老远一次次的来趁甚（有什么好）了？又破又烂的，我就害不哈（不明白）为啥石城里住的人越来越少，而来石城串（行走、串门、旅游）的人却越来越多。”（摄于2001年）

王永红，乃兀的二女儿，1993年出生，和丹丹同在石城后面的一个村小学读书。每次只要见到我来石城拍摄她就和丹丹跟着我，手里整天拿个游戏机耍个不停。（摄于2001年）

瓮城的城墙上被人为开了个豁口，原有的城门被废弃在一旁，进出的人不走城门走豁口。

据文管所的人讲：“一般城门的南门不能朝正南开，否则会有灾难降临”，因而石城的南门朝着东南方向，而在南门外另修了一座瓮城，瓮城门朝着正南方向，在瓮城内修建有关帝庙，据说有关老爷坐镇南门外，便可万无一失。后来城里的人们为了交通上的便利，便在瓮城上开了个豁口，就这样，交通便利了，城墙被破坏了。（摄于2002年）

王国安，81岁，住在高高的城墙边上，老伴身体不太好，时不时的被孩子们接到外面去住，他不愿意给孩子添麻烦，坚持一个人住在石城里。不管是寒冷的冬天还是炎热的夏季，只要是有太阳，王国安总喜欢一个人靠坐在自家窑边晒太阳。每次见到我来，王国安总是热情的叫我到他的小屋中坐一坐，说：“尽管房子黑，但热水常有，喝点水，暖暖身子，出门在外的人可不容易了。”2003年10月，王国安搬出石城同儿女居住。（摄于2001年）

冯七，陕北农村的女人有时候就是会有这样的名字。冯七是王清胜的奶奶。每次遇到她，她不是在收拾院子就是在做饭，要不就是在地里劳动，就是不愿意我给她照相，无数次的造访终于取得了她的认同，拍照时她专门换了件衣服，笑着说你看我这行了不？（摄于2004年）

辛赖货，已85岁了，问她叫什么名字每次都说自己记不得了。年轻时经过自由恋爱与比自己小两岁的王国栋结婚，老两口一辈子没有红过一次脸，现如今儿女都离开石城了，只有老两口生活在一起。2006年农历2月24辛大娘去世，3月初4埋在了石城后山。一个月后，老伴王国栋去世，安葬在了辛大娘旁边，两个相伴一生的老人从此再也不分离了。（摄于2001年）

王志高，49岁，是乃兀（王志喜）的二哥，常年打工务农，至今一个人住在石城北门外的窑洞里。（摄于2005年）

王志明、51岁，是乃兀（王志喜）的大哥，常年打工务农，现在仍是一个人独自生活。（摄于2002年）

瞎婆婆，70岁。眼睛不好的婆婆从不走出自家的院子，也难怪连石城里也很少有人知道她。婆婆说她叫二女，大名叫什么自己也记不得了。在她4岁时害眼痛，那时候穷，没有条件看，最后就看不见了。婆婆生有一儿四女现都以成家。十年前老伴去世，她坚持一个人住在石城中这个偏僻的角落。要不是丹丹带我去找，我肯定找不到她的。（摄于2003年）

王艳丽，13岁，王生年的女儿。这是我唯一一次见到她。和许多陕北农村的女孩一样，她们的命运安排取决于父母之命，长大后王艳丽嫁到了离石城不是很远的蔺家洼，成了一名家庭主妇。（摄于2003年）

随着居民的一个个离开，院子里长满了荒草，一些曾经的生活记忆被四处丢弃。（摄于2011年）

2017年王象贤的老伴山西人冯改花去世，王象贤成为这座千年石城最后一个留守者。（摄于2015年）